关 于 自 由 时 间 的 理 性 思 考
马惠娣 成素梅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人的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和自由之境界的分析，指出了充裕的自由时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阐述了自由的本质在于创造。批判了人在无度的欲望中异化掉了自由之本性，并导致人类放弃自由理性和批判精神，丧失了对真善美的识别和鉴赏能力。因此，本文旨在告诫我们从本真的意义上理解和体现人的自由时间与自由的价值。
自由时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走向自由之境界的“物质”保障。马克思特别关注“自由时间”的研究，曾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的自由时间不断地增加，人类的精神自由有了更广阔的时空。然而，人在现代化所创造的极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不断地张开愈加贪婪的大口，我们这个时代几尽被消费主义侵染。
一、关于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
人的生命活动主要由两部分时间组成：即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传统意义的劳动时间是指人为谋生而付出的劳动和生命代价。自由时间是指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可供个人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客观地讲，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效率的提高、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增多具有正相关性。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自由时间的充裕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自由时间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新的尺度。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早期的劳动时间内的活动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缺乏丰富内涵和创造动力的一种物质报酬性活动；相比之下，自由时间内的活动包含有增长人的道德、智性，寻找人生志趣和活力，精神生活得到满足的自由支配性活动。所以没有自由时间，就不会有一切科学、艺术、词歌等富有创造性，容智慧及浪漫于一体的社会文明。
然而，在历史上，相对于原始狩猎、传统耕种的自然经济形态而言，自由时间的出现并非所有劳动者可以享受，它一方面奠定了私有制社会发展的基础，使物质的占有与权力、地位及荣耀联系在一起，成为少数有闲阶层的一种特权享受；另一方面把物质占有多少作为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从而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对立起来，使劳动者得不到原有意义上的体能恢复和精神慰籍。
工业文明起之后，自由时间不再被有闲阶层所垄断，劳动者由生产过程的主体承担者，转变为机器的管理者或操作者。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快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使劳动时间比过去缩减了一半之多，不断增多的自由时间便成为大众共享的集体财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资本家在极大地占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必须同培养和造就具有多方面享受能力的社会人，使广大的劳动者成为丰富的工业产品的消费者。当生产者把生产的目标主要投向刺激消费的层面的时候，生产必须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时，自由时间也就不成为劳动时间的对立物了，消费便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增长点。
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25页）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将把培育和完善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变成是以资本为基础生产的一个条件。自由时间与财富联系起来的价值观，使人们对自由时间具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趋向。
其一，相对于一切抱有商用目的的社会活动而言，自由时间成为消费社会崛起的主要前提，一方面借助各种新闻媒体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者抓住人们固有的物质贪欲来培育人们对物质的无止境的追求。商品广告固然不是商品本身，但是却在宣传消费主义；另一方面，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的无节制追求，极大地亵渎了人的真正本性，给自由时间蒙上了病态、庸俗、奢侈浪费的“面纱”，使人远离了人类自身朴实、博爱的内在美德，在无意识中走入误区，甚至潜在地策划着毁灭人类精神家园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人生悲剧。
其二、相对于一切超越商用目的，追求以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最终达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活动而言，自由时间的充裕，具有了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有利于创造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使人们的劳动最终由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转变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劳动意义的革命性变化；其次，它有助于消灭旧式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不公平，缩小劳动操作方式的差别、劳动部门的差别以及劳动产品的差别；再次，它有利于把人的劳动与志趣结合起来，劳动与教育协调起来。毫无疑问，自由自觉的劳动可以促进人的创造性的发挥，驱走了人的约束性心理，排除了异化劳动对人的形式上的限制和压抑；第四，它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解放劳动力，使物质生产过程完全成为科学和技术在工艺上的运用，使人的劳动脱去沉重艰辛的外衣。
在这种性质的劳动中，人的劳动扬弃了限定在旧式分工基础上的局限性，作为既通晓多种文化知识，又懂得按照各种尺度进行生产的积极主体，活跃在各自的生产领域之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8页）或者说人不再把劳动的需要仅仅当作外在生存的必需，而是作为自身的内在驱动欲予以积极实现。人在劳动中感到的不再是辛劳和乏味，而是充满创造的乐趣。把克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本身当作人的一种追求，一种实现自我意图的努力，从而从根本意义上体现人的自由，真正超越受经济役使的择业观、劳动观。在这里，充裕的时间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奠定了基础。
勿庸置疑，人们关于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的对立，只有在真正认清了人的自由本性的时候，才能统一起来。
二、自由之境界
自人类诞生以来，自由便被视为神圣与崇高的象征，被认为是人的基本生存价值之一，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类的发展史正是争取自由的奋斗史。作为自然人，为满足生存与生理的基本需要，人们渴望了解自然，寻求自由；作为社会人，为满足交往、成功、公平、尊重、安全等需要，人们企求规范自身，获得自由。因此，自由不等于没有约束，更不等于放任自流。自由首先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前提，并建立在秩序、法规的基础之上；自由又以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为内涵，内嵌着价值与文化的时代指向。自由与野蛮、无知相对立，与崇高、博爱相伴随，与真、善、美紧相连。
自由的原则是积极性和创造性，自由的核心是智慧的发展。自由的价值根源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根源于从满足需要的可能性的角度对事物进行评价。创造是人类自由的主要形式。自由具有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是人的精神的产物。创造又是自由之首，理性和怀疑是自由之两翼。自由与责任又形同手足，责任是自由的基础，是对自由行为的规范，是自由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面。唯其如此，自由作为人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也就成了衡量一切文化、文明程度的标志和尺度。
人类需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赢得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彼岸世界只有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在彼岸世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拉开了自由王国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所以自由时间是获得个性解放的基本条件。
人们有了充裕的自由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只有在自由时间里，个人才会在艺术、科学方面得到发展。
古往今来，凡人类文化繁荣之时，都是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裕的自由时间，良好的精神自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尼采、叔本华、歌德、丹纳以及中国的孔子等人的不朽作品，皆是他们在自由时间里自由思想的结晶。
早在公元前384年，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惊奇”、“闲暇”和“自由”看作是哲学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他在著名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困惑和惊奇，能激励好奇心求知欲；当时的奴隶制为贵族和自由民主提供了优裕的生活和时间从事理性思辨；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为哲学和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之路》一书中同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类的自由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他写到“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产生于国家的荣耀，而是产生于个人的自由发展，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产生于每一个男女都有符合个人兴趣并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工作，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又充满爱，更重要的是产生于生活富于乐趣并在科学与艺术的自由创作中得以表现出来。”
然而，人们利用自由时间的两种价值趋向决定了自由时间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自由不仅受个人自身内在价值的制约，体现为在个人价值选择下的自觉表白，而且受社会文化价值的萦绕，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这样，在不同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织网中，自由的感性定位通常极容易被蜕化为世俗的消费享受或物欲的占有乐趣，并在感性文化（例如广告）的诱惑下无意识地丧失了自由的内在本质，丢弃了自我的精神生活，从而使自由之崇高境界远离了本文的释义空间，引发出无数的社会困惑。
在微观上，自由以个性化的实现为前提，是凭着“自由思想”去解读独立思想的实践，是包含着人类对自己所发现的真理的责任感，是条理分明的怀疑，是人类心灵的真正体验。在宏观上，自由以社会的进步为标志，以文明程度为目标，是人类进化中的一种自律性思维，是人类超越自身、实践人生的内在理想。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民族传统，五花八门的文化基础，无时不在共同构筑着自由的美丽图画，又无时不在辨读着自我本性的确切内涵。
历史的发展足以表明，对自由的追求没有物质基础不行，但是，光靠物质基础仍达不到自由之境界，还需要社会的净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金钱固然是为人服务的，现代人富裕千万倍，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比古代人也幸福千万倍。精神生活的充实既需要有超越物欲享受的文化修养和充满志趣、博爱的宏大胸怀，更需要明确自由探索的奋斗目标。所以，只有把个人的目标价值定位同社会发展及人类的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自由之精神境界。
三、自由本性的异化
消费主义的泛滥是近代工业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它的道德准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望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试图以物欲的满足和占有来构筑人们的社会、心理甚至精神的需求，把人们的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单一地定位在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来解读甚至炫耀生命之存在。消费主义的这种价值观无情地把人类追求自由时间与自由的真正本性推向了枯竭的边缘。
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消费无疑是刺激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刺激、诱导消费，并通过消费品的高速消耗、更新和废弃来寻找自我精神满足，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所追随的一种生活方式。当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广泛追随的一种时尚的时候，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消费者社会。
进入消费社会的基本代价，一是把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淡化了各种社会关系；二是高节奏的生活格调，丧失了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甚至把必要的体育锻炼也视为是一种浪费。鲍曼在他对基尔敏斯特和瓦科所做的访谈录中写到，消费主义是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消费的选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某种极为中心的角色，这与现代社会中通常由工作、职业、就业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可以说，消费主义主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上。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性物质进行操纵的行为。
所谓象征性物质，鲍曼认为，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等一些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做；在制度层面上，消费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尽管，消费社会只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他本身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但是，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动机、人的态度、人的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生存的总体逻辑作出基本判断和评价。
时下有一种带着普遍性的看法，以为消费主义为人的自由提供了保障，丰富了人的自由时间。然而，人类的真正悲哀和堕落也许正是在于此。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具有的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给人提供一种普遍的幸福，甚至允诺人们都可以同样地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但却使消费者由于过分追求提高收入而陷入即使用金钱都难以挽回的新的精神“贫困”之中；其二，消费主义设立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但事实上，在这里自由被降格为消费主义，把自由时间等同于无度的消费，似乎人在消费中完成了自我实现。
尤其是在现实中，当琳琅满目的物品把大众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悠然自得”的自由状态，引向无穷无尽的“消费自由”的享乐之时，它在开了一条使现代社会的富人和穷人尽其可能地占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的道路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把人的自由纳入了“消费”制度体系之中。自由不再是需要精神付出的艰难行程，反而变成了由“消费”来加以组织的享受形式。这样，“自由”在现实中，成为必须依赖“消费”才能得以存在的过程，成为消费享乐的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人不必为各种娱乐性满足的消费而内疚。而应理直气壮地相信，自己有权将一切能使生活幸福、愉快的商品、消费品都纳入自己的占有范围。在这里，纯粹的享乐主义的道德取代了传统伦理的约束，人不再为自己的物欲膨胀而羞愧，也不再为自己面对美奂美仑的商品、消费品时的那种‘贪心’而脸红，所谓‘道德’已经由精神层面滑向了物质层面，由创造层面滑向了享受层面。”（王德胜，“消费文化与虚拟享乐”，《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这种道德取向无疑将人的一切自由都被虚幻所掩饰，人的精神乐园降低为仅飘荡着享受的时下满足。最终使人类在“不经意间”放弃了自由的理性和批判的能力。
兴起于发达国家的这种消费思潮，对正在崛起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沦肌浃髓之影响。日益膨胀的物欲满足和价值判断，使人类在放弃了自由理性和批判能力之后，陷入了远离价值合理性的两大怪圈。
其一，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使人类的生存家园濒临毁灭。从人类演化的历史来看，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万物之灵长，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思维、有理性、会思索的高级动物。因此，在自然界中，人原本应该最懂得且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家园：即栖息地－－地球。
然而，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却使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选择沉溺于急功近利的追求之中。人们不甘心仅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受制于自然，相对于自然界而言，工业革命把人们从受控的状态转变为主导地位。消费社会更是加速了人们对非再生性资源的拼命开采，极大地破坏了全球环境的供养均衡。面临枯竭的天然资源、波及人类生命的生态危机、无可挽回地对森林、土地、大气等造成的破坏……。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人类通过无限地索取和利用自然资源，来追求经济增长和获取最大利润的价值观所带来的可恐后果。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系列报告（如《增长的极限》，1972年；《人类处在转折点》，1976年；《重建国际秩序》，1976年；《人类的目标》，1976年；《第三世界：世界的四分之三》，1980年；《能源：倒过来计算》，1980年；《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1年；等）对这种“单面人”的利益追求后果向世人提出了警告。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恩格斯早已断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线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道出了对人类生存家园惨遭毁灭的担忧。然而，可悲的是，学者的呼吁很难在商人与消费狂的具体行动中受到关注。直到1992年6月，来自183个国家的首脑，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首次共同制订了《21世纪议程》，1992年10月30日成立了专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标志着保护人类的生存家园已由学者的论证变成了政府的行为；标志着人们渴望在理性上真正跳出经济增长中“单面人”角色所陷入的怪圈的决心。但是，在实践中，狭隘的民族主义传统、难以节制的区域经济利益以及消费社会对人性的异化，为许多实际问题的真正解决带来了难度。
其二、纵欲无度的消费享受使人类的精神家园遭致“贫困”。众所周知，人生来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消费社会不仅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然机能而且使自身的精神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从人的心灵和灵魂深处无情地抽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人间的真情、乐趣、亲情、友谊等属于人类本真的东西制导于金钱交易的屋檐底下，使人的尊严和本性消失在价值失落的刺激消费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当把以广告为主体的市场导向和以疯狂消费行为为特征的自我满足作为价值判断、发表见地的重要标准的时候，消费欲望会彻底侵染整个人类文化体系，影响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以及意识行为的每一层面，从而极大地腐蚀了人的思想，致使人的信念丧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窒息了精神自由，充斥了自由时间，使消费者由于高收入、高消费而陷入难以自救的精神“贫困”之中。
齐美尔曾指出：“与所有早些时期的人们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在可供分享的理想的状态下生活一段时间了，也许没有任何理想地生活一段时间了。”在美国，有资料显示，每天晚上9点至凌晨1点，大约有20万美国人拨打色情电话，寻找刺激，平均每个电话持续6至8分钟，收费每分钟从89美分至4美元不等。1996年美国人在色情电话方面的消费在7.5亿到10亿之间。根据美国《成人特视新闻》的统计，黄色录像带出租额从1985年的7500万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4.9亿美元，1996年达到6.65亿美元。如果将全美国在录像带／色情表演／色情电脑游戏等项目上的消费加在一起，竟高达80亿美元。社会学家指出，近20年来美国文化中“性”的变化之大已超过过去的200年的总和。
诚然，这决不是美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现状的缩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摆脱的困境。可见，在当代社会，拯救人类的灵魂，塑造高尚人格，摆脱自由本性之异化，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赢得了自由时间，享有了休闲的权力，还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信念与价值又反过来指导人们处理经验、调节对现实的看法，甚至还会改变人们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方向。消费社会带来的科技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无疑直接与人的信念有关。
在古埃及，人们习惯于对未来投资，他们全心全意终其一生，小心节俭地积累财产，目的仅仅是为把这些财产在百年之后一同带上“永生之旅”，满足一种活着的心愿；在中世纪，贪婪被视着是万恶之首，商人是绝对不可能取悦于上帝的，心灵的修练，虔诚的信仰高于一切；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逐渐从虚无漂渺的上帝的庇护伞下挣脱出来，做了自己的主人。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是需要把贪婪视为美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商人最能取悦于上帝，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定位在，有权力、有义务尽可能地赚钱、尽可能地消费方面。把个人消费最大化和对个人福利至上的原则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这种价值观以及围绕这种价值引导着消费欲望的广告及其一切商业活动，使人们的消费仅与个性的刻意塑造有关，与文化修养无关；与炫耀的面子有关，与内在的愉快无关；与时间的消磨有关，与实际需要无关。由此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和内心世界的空虚足以表明，物质财富的拥有并不意味着幸福的获得。特别是当财富积累的速度和人的品位修养的速度不成比例，甚至相距很远的时候，人变成了“享受盲”。
批判消费社会带来的种种危机，提示人们必须冷静地认真思考自古有之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真正需要什么？人的道德标准现实地存在于对每个具体事物的认识之中，存在于每天的具体决定之中。当人们真正拥有 自由时间，拥有了自由的时候，以挥霍型消费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显然是极大的消费误区，其实，选择简朴而节约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否定自我，而是一种朴实的美德。当人们有钱并有闲的时候，真正高品位的消费需要有文化的介入，哲学家尼采衷情于歌剧，政治家邱吉尔迷恋于油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出色的小提琴家，海森堡是优秀的钢琴家……，只有财富与文化并举才不致于使人蹈入口腹餍厌之途。
因此，消费社会向永久经济社会的转变，需要彻底摒弃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挥霍型消费的价值观，真正树立一种新的消费观，即永久经济的多元消费价值观。永久经济的观点，要求人们对渴望拥有的物质的功能进行反思，而不是仅仅在于拥有本身，按照这种价值观，一切消费都可以从所需要的功能出发，从住宅到食品，从娱乐到日用品，人们有足够的机会能够既获得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又不消耗很多资源，既充实了内心世界，又不失自我价值的体现。
当然，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循环圈中的出发点和归宿地，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社会发展离不开消费，而如何消费却有多种选择。永久经济社会不是排斥人们的消费，而是倡导一种以永久经济为基础的多元消费价值观：即在生活消费层面，提倡节约型消费观；在享受性消费层面，提倡休闲消费观；在发展性消费层面，提倡文化消费观。
树立永久经济的多元消费观的目的是要引导社会人在社会运行的万花筒中，在各种刺激消费的“游戏规则”中培养健康向上的消费心理，摒弃各种异化的、逆反的、低级趣味的甚至是损人不利已的消费行为，崇尚真、善、美的文化沉淀和精神向往，真正营造社会文化的良好氛围。具体讲，节约型消费观以珍惜资源，爱护环境为前提；休闲消费观以健康、文明、科学的素质为前提；文化消费观则以寻求生活的真正乐趣、体现生命中潜存的“自我意识”为前。从而在本真的意义上体现人的自由和自由时间的价值。
作者简介：马惠娣，女，现就职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
成素梅，女，现就职于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