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

——兼及对中国休闲学研究的思考

马惠娣  刘耳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成为西方文化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的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这是因为,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人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精神生活的满足;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却以付出人的异化为代价——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退化为单向度的怪物,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就是在闲暇的时间里,人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实际上,也不过是‘假释出狱过一个星期天而已。” 尼采曾哀叹“人死了”;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被异化;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我们正在“逃避自由”。这一后果迫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效能和意义产生深深的疑虑,人们意识到启蒙理性对古典传统的批判、解构是以人的丧失为代价。这一切唤醒了人们对理性的失误和对传统信仰的反思。思想家们试图通过休闲重新找到思考人的基点和中介形式,以寻求人的返朴归真。这也许就是休闲学缘起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

    休闲学,是以人的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需求、休闲观念、休闲心理、休闲动机等为研究对象,探索休闲与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以及休闲与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休闲学往往借鉴和采用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理论工具,形成了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行为学、休闲经济学、休闲心理学、休闲美学、休闲政治、休闲运动、休闲宗教学等。休闲学的核心观点是,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标志。尽管当时凡勃伦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他又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闲暇时常采用‘非物质的’,是准学究或准艺术的以及讨论各种事变的知识。”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论述了宗教、美学、学术讨论与休闲的关系,分析了闲暇时间消费的各种形态和消费行为方式。

    继凡伯伦之后,许多学者加入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又一剖面。这里我们先采撷其中几位对西方休闲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加以介绍。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在他这本仅几万言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由空闲时间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赐”。皮普尔认为,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否则,我们将毁灭自己。《休闲:文化的基础》自1952年问世以来,不仅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面旗帜。

    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现年已近百岁的莫德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倡导“哲学走向每一个人”。他特别关注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指出了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教导我们的“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是的,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因此,他呼唤人们珍惜休闲、善处休闲。

    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所着的《游戏的人》,同样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一份重要文献。该书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认为,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这部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美国心理学家席克珍特米哈依(M. Csikszentmihalyi)在其1982年发表的论文《建立最佳体验的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于1990年发表了对休闲心理学影响深远的专著《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此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休闲体验的性质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畅”(flow)的概念,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适当的”挑战指活动的难度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相适应,太难的活动会让人感到紧张和焦虑,而太容易的活动则会让人感到厌烦,都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休闲。这样,休闲从根本上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而不用什么外在标准界定的具体活动;体验“畅”的能力使人能超越“工作——休闲”的断然划分,从而不论在工作还是闲暇活动中都更能积极地去寻求最佳的心灵体验。

    美国马里兰州大学的教授依索-阿霍拉(S. E. Iso-Ahola)是另一位对休闲心理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他于1980发表了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休闲与娱乐的社会心理学》,其后继续完善自己的理论,并吸收了席克珍特米哈依的一些思想,提出根据两个变量——自由选择与内在动机——把人们工作外的活动分为三个层次:自由选择程度较低、内在动机较弱的活动称为“必需的非工作活动”,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的活动是“自由时间的活动”,而只有具有高度的自由选择与很强的内在动机的活动,才是“休闲活动”。他指出休闲并非消极的无事闲着,而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为人们实现自我、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获得“畅”或“迷狂”(ecstasy)的心灵体验提供了机会。

    还不能不提的另一个人物——美国众多哲学家中的一位——是查里斯·波瑞特比尔,其《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部著作,在西方是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著。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集中讨论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关注休闲?这将意味着什么?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它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作者认为,只要我们勇于改变当下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仅能以欣然的心态去欣赏休闲,而且也能为有意义地享受休闲去设计生活的蓝图。十分不幸的是,作者英年早逝,享年仅51岁,让人扼腕。

    近二、三十年来,一大批有建树的休闲研究的学者脱颖而出。云南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休闲研究译丛》共五本书的作者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五本书中,《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通过对西方的休闲从在雅典城邦的出现直到它在当代的发展状况的考察,探索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史中的演变及其价值问题,提出了“探索与思考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在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模式,而是跨越多种模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女性休闲的问题,主要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借鉴了更广泛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揭示女性与休闲的关系,涉及女性休闲的多个方面与层面。《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分析了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时代特点,预见到在稍后的10年,休闲的中心地位会得到加强,人的休闲概念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新的价值观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改变,将逐步转变为人对自身的改变。《你生命中的休闲》全书的视角集中于社会和个人生活两个层面,告诉我们:休闲是复杂而非简单的概念和现象;是人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休闲行为不止是寻找快乐,也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二、三十年中,西方从事休闲研究的学者不仅在建立休闲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上取得很多成绩,而且还将休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实际问题,在休闲经济、休闲服务等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之所以有众多学者对休闲经济与休闲服务开展研究,这与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国家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处于战后的经济繁荣之中,人们有较多、较好的就业机会,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改善,从而对休闲的需求也提高了。欧洲一些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也走上了经济增长的道路。同时,战后的人口生育高峰意味着社会对包括休闲服务在内的公益服务的需求在大幅度增长。各国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也积极介入,以各种方式鼓励休闲业的发展。

    60年代后期起,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减慢。休闲业的发展随之也有所减缓,但业已形成很大规模,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的介入也已很深。到了80年代,休闲生活已成为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休闲业也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但在休闲服务的规划与管理上,仍缺乏很好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方法。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休闲经济与休闲服务,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一些对休闲服务业及政府的休闲政策颇有实用价值的分析、预测、规划和管理的方法。其中较为突出、已得到休闲服务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休闲研究和休闲项目的规划与管理上得到广泛应用的,有基于益效的管理(Benefit-Based Management,简称BBM)及由BBM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 Approach to Leisure,简称BAL)、休闲服务需求的预测方法、政府在发展休闲服务中作用的分析等。

    50年代以来,商家、各级政府、地方上的社区都在积极建立各种休闲设施和规划休闲服务项目。但这些设施和项目在规划和管理上并不很成熟,因而或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或是在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同时却造成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建立娱乐场所的同时可能破坏了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或是打破了当地居民生活的平静而引起他们的抗议。BBMBAL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和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为休闲服务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一个好的理论框架和一些具体的方法。

    德莱佛(B. Driver)在提出BBMBAL概念和推广其实际应用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德莱佛曾执教于密执安大学的自然资源学院与耶鲁大学的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但同时也任美国森林署的研究员,致力于将休闲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府休闲项目的规划及评价体系的设计。1989年,他与席莱尔(R. Schreyer)合作发表《休闲的益效》一文,首次提出休闲服务项目的管理不能只袭用其他领域的管理方法,而应多从一个休闲服务项目能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处着眼,从整体上对之进行规划和管理。此观点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1991年,在一些政府部门的请求和组织下,举行了“如何应用关于休闲益效的知识”研讨会,有数十名管理娱乐项目的政府各级部门官员与数十名用休闲益效方法进行过研究的学者及从事休闲教育的人员参加;并于同年发表了由德莱佛等主编的《休闲的益效》论文集。会后,一些与会者继续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完善其基本概念和方法,并通过一些实际的项目对之进行检验。开始,人们主要是针对实际的管理,提出“基于益效的管理”概念。但随着休闲学者在此领域发展出比较系统的理论,人们认识到从休闲给人们带来的益处考虑问题也是进行休闲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于是提出了意义更为广泛的“休闲益效方法”,认为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对实际参与管理的人员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休闲学者、从事休闲教育的人以及制定休闲政策的政府部门都是一种重要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BAL将广义系统论的理论视角与现代管理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指出传统的管理是着眼于休闲活动,以管理为目的,将重点放在建立休闲设施和推销休闲服务上,以用户的多少、项目收入的多少、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绿地面积与休闲设施的数量等数字作为评价一个项目的标准。如果把一个休闲项目视作是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话,传统的管理基本上只看到了输入系统的投资和维护所需的资本、项目管理人员及其技能、休闲设施及推销方法等因素。BAL代表的是一个思维范式的转变,它要人们先着眼于系统的输出,看我们希望一个项目能带来什么益处,然后再去考虑该如何规划和管理该项目,使之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的益处。这样,系统的输入与对系统的管理都只是手段,目的则是的使项目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效最优化。“有关各方”不仅包括项目所服务的个人、群体、家庭及当地社区,还包括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地貌、景观、文物等。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为人与环境增加尽量多的价值。

    休闲预测(即预测未来人们对休闲服务的需求)方法的发展也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休闲服务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增长,再加上汽车的普及给人们进行户外活动提供的便利条件,社会对休闲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户外娱乐资源审察委员会(Ourdoor Recreation Resources Review Commission, 简称ORRRC),对美国休闲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于1962年出版了资料丰富的《美国的户外娱乐》。一些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提供的数据,建立了以一系列描述人口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为自变量、休闲需求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用来定量地预测未来的休闲需求。这方面的研究以西彻蒂(C. J. Cicchetti1973年发表的《预测美国未来的娱乐》较有代表性。这种模型不仅被用于后来美国各州的“户外娱乐规划”项目,而且被一些欧洲国家所采纳,用于其休闲服务的规划。

    这个模型有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它没考虑到社会对休闲的需求与对教育、交通设施等其他公益服务的需求相比有较大的弹性,跟人口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之间往往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80年代,随着经济和人口变化的减慢甚至停滞,根据6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数据设计的这个模型便暴露出很多技术性问题。此外,这一时期环保运动的兴起也使这一模型受到质疑,因为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很多人认为仅是人们的休闲需求已不足以作为开发新的休闲项目的理由,而应同时考虑一个项目对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休闲服务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想再用一个定量模型进行预测,而后进行全面的、理性的规划,而是收缩了自己的功能,通过跟有关社区磋商并进行审核而确定哪些需求比较迫切,再针对这些需求就一些具体的项目进行规划。规划的时候,也注意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定性的分析变得重要起来,定量分析的结果主要只作为一个参考。这样,定量预测方法就从它原先所占据的核心地位退到了一个辅助性的地位。

    顺应这种变化,一些研究者致力于设计定性的休闲项目审核方法与休闲预测方法。在这一时期对休闲服务项目计划的审核中,SWOT方法,即对一个项目的优点(Strengths)、缺点(Weaknesses)、其为人们提供的机会(Opportunities)及其对人或环境可能有的威胁(Threats)进行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特尔菲法(亦称“专家预测法”)等定性预测法也开始受到重视。一些研究者,如伯尔顿(T. L. Burton)、维尔(A. J. Veal)、查拉坦(A. Zalatan)等还设计了一些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政府在休闲领域的收缩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总体上福利国家都在进行收缩的一部分。20世纪3040年代以来,西方在建立福利国家上作了很多努力,二战后的经济回升与繁荣使福利国家的范围更为扩大。但在70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加拿大的道格拉斯与克莱恩均主张限制政府的功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少学者对政府以巨额财政赤字为代价发展福利国家的做法提出批评,指责福利国家为低效的运作,且干涉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压制了人们的自由,主张政府将公益服务设施私有化;较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政府应完全退出公益服务领域,而放手让市场的运行来满足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较为温和的观点,也认为政府应采取最低限干预的立场(the minimalist position),在公益性服务上不直接介入,而把建立服务标准、监视项目实施的情况及对项目运行中出现的不公平加以矫正作为自己主要的任务。瑟尔福(P. Self)在《用市场进行治理:公共选择的政治学》中提出公共选择理论,指出福利国家成功的前提是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可以超越对自身利益及社会中各种特殊利益的考虑,而从社会的总体利益出发,来对社会进行全面和长远的规划;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实际上,自我利益内在于政治过程,扮演各种政治角色的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不论在经济还是政治生活中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福利国家的客观后果往往是政治家与官僚的低效与不负责任。

    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完全退出公益服务领域。很多学者认为,政府将公益服务设施及项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下放到地方社区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完全不管这些设施和项目了。重要的是弄清政府在哪些方面应该行使自己的职能,在哪些方面又应让市场发挥作用和让地方采取主动。萨瓦斯(E. S. Savas)在《私有化:改善政府治理的关键》中提出:公益服务涉及到3方面:服务的消费者、服务的提供者、服务的生产者。二战以来很长的时间内,普遍的假设是服务的提供者与生产者是等同的,都是政府。因此政府不仅在财政上为公益服务项目提供所需费用,而且还直接建立和管理有关项目。但如果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就可为政府不直接生产公益服务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一些研究休闲的学者就休闲服务这个特定的领域提出了相似的思路,其中伯尔顿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较为系统。早在1982年,伯尔顿就著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此后又与格洛弗(T. D. Glover)合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框架。

    根据伯尔顿等人的框架,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可以扮演5种角色:1.作为公共休闲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将公共休闲服务的运行与管理作为政府功能的一部分;2.提供休闲服务,但对其运行与管理保持一定距离,即在政府正常的机构外专门设立一些机构来管理有关设施与项目;3.作为赋权者与协调者,选择一些非政府组织与机构来提供公共休闲服务,并在项目的运行、资源的分配上适当地做一些协调工作;4.作为民间休闲服务的赞助者,对已在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休闲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它们继续运行;5.做好有关休闲与休闲服务的立法和规范工作,以促进休闲服务的健康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可以根据具体的休闲服务项目、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以及需要协调的各方面关系,灵活地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无须拘泥于一种定格的角色。伯尔顿与格洛弗认为,虽然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休闲服务,但现在要作的调整也不是要让政府完全从公共休闲领域退出,回到50年代以前的状况。事实上,由于政府已经有了一大批休闲服务的专业人员,正可以通过制定休闲服务的标准、监督其执行情况等,更好地促进休闲服务的发展。

    以上介绍的只是西方众多休闲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从中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西方休闲学研究的概况。还有一部非常值得一提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由杰克逊(E. Jackson)与伯尔顿主编的《休闲研究:21世纪的前景》。这两位休闲学家在1990年就曾主编过由数十位休闲学者参与写作、比较全面地介绍西方休闲学进展状况的巨著《认识休闲与娱乐: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1994年又开始筹划《休闲研究:21世纪的前景》,以更全面地对休闲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果,包括90年代以来的前沿性成果加以总结,并展望21世纪的发展。两位学者以5年之功,不仅邀集了众多走在休闲研究前沿的学者为此书撰稿,而且对文稿做了大量的组织和编辑工作,使这部书确实成了一部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西方休闲学的书。

    不可否认的是,休闲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几千年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未来的路如何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显而易见,休闲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得对人的思考更具有针对性。无疑,它的兴起对哲学研究既是补充又是挑战。许多哲学家介入休闲学研究,表明了它与哲学的密不可分性,也表明了哲学家研究的新视角,更表明了哲学家的远见卓识。另外,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简单生活”运动,可以看作是休闲学研究的硕果,且这个硕果越来越大。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曾为人类思想文化宝库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休闲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几千年前的中国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倚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记录休闲文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代文人小品,直到衣食住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休闲文化的创造物。

    在当代,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是于光远先生。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5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已有若干篇休闲文化和休闲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80年代末期,我国已有学者开始涉足闲暇研究,由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于1992年正式出版发行。尽管该项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思路,视角虽限于社会学,对北美的理论成果引介不多,但毕竟开启了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先河。此次由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主编的《休闲研究译丛》的五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全面介绍了北美休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对进一步促进休闲学在中国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毋庸置疑,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我国距休闲时代还有一大段遥远的路,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1995年起实行五天工作制,1999年又实施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日,我们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休闲中度过的。发展速度之快,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据我所知,从学术的角度考察、研究休闲文化的概念、休闲与社会进化的关系,在我国已经起步,但是,还未引起学术部门(特别是文史哲)的关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规范的论证,诸如:休闲文化的历史渊源,在整个文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形态;休闲的文化价值和对人文关怀的意义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层面加以研究已有国家立项课题:我国休闲产业、休闲经济的划界和统计模型;休闲产业与经济结构、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规划、劳动就业、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其对策的问题;转型期的我国城乡居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主观因素的变量关系的问题;休闲产业的相关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在我国的现状、特点及趋势的问题;休闲产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比重的问题;休闲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比重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正进入国际休闲研究的大舞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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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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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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