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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稿于1998年7月,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

博大精深、兼容并蓄
读《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

 

    由于光远同志所著的《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一书,日前已作为《科学技术哲学》丛书的首册读本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
    于光远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辩证法进行了精心的学习与研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述。《兴起》一书,是在他的228篇哲学文稿中精选出57篇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在这部近50万字的书中,真实地纪录了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追求和崇高信念,凸现着他思想理论的博大与精深,浸透着他为建造这座理论大厦所倾注的心血。
    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程中,曾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多角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高度地评价“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学说,能够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那样,由于他的伟大科学力量在这样的一百年中使得世界按照它所预言和预期的方向,发生如此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他由衷地总结到:“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因而作为他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并浸透于他的一切研究之中。八十年代中期他开始主持《自然辩证法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亲自写下了长达两万字的辞条“自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辩证法学派的系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阐述这个学派的对象时指出:“既要重视对象中天然的自然,也要重视对象中社会的自然。在对社会的自然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又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考虑到其中涉及大量关于社会的自然物,因此需要以社会的自然为对象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之帮助;二是开展以社会的自然为对象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考虑能否取得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哲学工具。”他还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个学科群,就是包括许多科学的大口袋。由于这个学派对象的特定规定性,决定了自然辩证法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他在阐释学派的特色时指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一开始就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与群众的相结合中进行的。这个优点和特点同这个学派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进而他又指出:“应当承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者对这一认识的提高,是受到毛泽东一些哲学言论的很大影响。毛泽东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这一理论的传统和选择就必然决定了它“强调自己的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1977-1996年这20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触及到方方面面。他在对天然的自然研究中,提出了“自然界”、“自然物”、“第一义的自然”、“第二义的自然”等概念,他赞美自然界的无限多样性,揭示整个自然界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结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当然,他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社会的自然,关注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他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一方面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先后提出“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十字大农业”、“工业的发展对人和自然界的改造”、“战略学与地区发展战略”、“全面理解国土资源开发”、“重视发展庭院经济”、“重视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关能源的若干自然辩证法问题”,他倡导发展一种聪明学,他坚定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伪科学,特别反对人体特异功能。……这些理论不仅活跃了我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促进了学术繁荣,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作出了有益和有效的探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上述这些思想观点大都见诸于八十年代初,历经十余年的社会实践的检验,都证明了他的理论的远见卓识。他在最近写下的“‘地球之小’和‘地球之大’--提出一个21世纪建设的大思路”(见《兴起》一书的“代序”)以独到的思路与视野提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为自然辩证法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可见这位八十有二之年的老人仍在不停的思索。
    于光远同志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没想到当年老师布置的选读课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竟把他引向了革命的道路。此后,他始终不渝地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就决定了他对这个学术派别的必然选择。1935年他投身革命,1939年来到延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国家科委副主任、文革结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离职之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但不论他在什么职位上,都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于光远同志在精心建造这座理论大厦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这只队伍的组织建设。并积极推动这个组织的形成与建立。
    1936年在上海,他参加了艾思奇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期间,由他主办自然辩证法读书会;1953年他与李四光同志酝酿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56年他在参加国家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同时,专门起草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自然辩证法学科规划,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专门的研究组,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1964年毛泽东同志召集他与周培源同志与坂田昌一讨论基本粒子的无限可分性问题,日后他有幸多次与毛泽东畅谈自然辩证法;1977年在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他受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再次把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规划列入其中;同年1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成立,三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由他出任首届理事长,周培源、钱三强、李昌、钱学森出任副理事长。他为这个学派的建立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联盟工作。他提倡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联盟、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联盟、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联盟。他说,要“使更多的人了解这种联盟是世界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更多的人了解这种联盟对于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他的学术思想引导下以及亲自领导下,创办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讯》(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通讯小报”,自1990年停刊。)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他的许多哲学论文在此发表。由他组织选定题目进行的关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于这个组织的开放性、学术的兼容并蓄性,使它孕育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学科的诞生,因此曾被学界誉为“新学科的摇篮”,或形象地称为“抚育新学科的老母鸡”。于光远时常深情地回忆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学派的诞生与发展得益于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尤其邓小平同志,在他刚刚复出工作不久,就亲自批准这个研究会的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受到党和政府这样的重视,想来想去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因此他说:“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肩上的重任。”
    做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一生的追求和崇高的信仰,并在实践中以此激励自己和要求自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就是要不断地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不断地接受新事物,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吐故纳新和兼容并蓄。这不仅形成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而且也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41年前,科学界那个令人难以忘记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他两次讲话,清晰地阐明区分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学术工作要尊重科学事实,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他还表达了“唯心论有学术言论的自由”。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已成为学术界和学术史上贯彻“双百”方针的典范。在日后人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会禁不住地惊讶起来“没想到在50年代的中国,竟然有过一次如此重要的会议,竟然有过一位共产党的官员(于光远当时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说过如此开明的话。(见任元彪等人著的《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后来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他都是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泰然处之。在他工作的案头,醒目地摆放着“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的座右铭。这难道不是理解他人生追求的最好答案!
    在他的思想理论中,我们可以解读和体会出“博大精深与兼容并蓄”的真正含义。在《兴起》一书中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智慧、博学与思想的深邃。他的知识面极广,他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各种书籍,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领域的知识,他广交朋友并善于从中汲取营养,他不辞辛苦注重社会调查和理论联系实际,他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开辟新的学术视野。近些年来,尽管身体状况欠佳,但他没有丝毫的懈惰,更没有畏惧心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癌细胞竟逃之夭夭,任他双脚走遍天下。就在他作过癌症手术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写下《我的教育思想》、提出了休闲文化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些领域中都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对社会的自然给予了积极和热情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这里没有涉及他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兴起》一书中,还到处洋溢着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达观向上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品格。他不仅为这座理论大厦开创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也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1996年12月15日在首都有关学术团体组织召开的“于光远从事理论研究.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哲学组学术座谈会”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现任理事长、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同志对于光远60年的学术生涯有一个概括性的发言,他说,光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第一个成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术组织;在延安,他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第一个讲授了“自然科学史;建国后,他第一个在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自然辩证法研究文章;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翻译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德文版(与曹葆华合译);第一个担任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的组长;第一个起草和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第一个创办和主编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第一个代表党中央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贯彻“双百”方针;第一个组织了1960年在哈尔滨召开自然辩证法学术会议;文革之后,他再一次提出和规划自然辩证法的发展问题,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担任第一届理事长,恢复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他第一个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他的整个人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以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自励自勉。
    《兴起》一书,包括绪论在内共八个部分,详细地记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辩证法学派的特点、基本理论、学科建设、组织建设以及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沿革。它的出版正值新世纪来临之际,可以说,这本书为我们回顾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沟通学科的过去与未来,理解和描摹学科的整体特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珍贵的史料。我们同时感谢江西科技出版社慧眼独具奉献于社会这样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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