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中国休闲研究网站

Welcome to the Website of Chinese Leisure Studies

 

此文曾发表在《未来与发展》1997年第4期

 

发达国家科学政策的特色与走势的研究?

马惠娣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有这样的良机--实现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反思我们的科学政策,决定怎样重新构造科学政策体系以保持美国在世界科学上的卓越地位。

                                                 John H. Gibbons


    基础科学将导致出新的知识。它提供科学上的资本。……今天,基础研究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带路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一个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的竞争中所处的地位是虚弱的,而不管它的机械技术如何。

                                                《科学——无止境的前沿》


    基础科学和社会进步是相互依赖的。……为了现代事业的进步,我们绝不能忽视科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

                                                《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


    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创造就业、创立新产业,改善我们的生活标准。而科学则为技术引擎加油。

                                                 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


    技术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恩格斯


    “一个国家若在基础科学贮存方面严重衰退甚至失败的话,那么,不久就会发现其新产品和技术的供给会变得软弱无力。

                                                 ——C.P.SNOW

 

    当今,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以科学技术为焦点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宏观管理。特别是加强对科学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作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早已提到各国政府首脑的议事日程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未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寄希望于科学,因而,制定中国的科学政策问题也是迫在眉睫。那么,如何理解科学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国外科学政策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未来科学政策有什么走势,本文试图加以阐述。

一、国家科学政策的地位、作用

   国家科学政策是指导和推动科学进步的准则,其宗旨是,以国家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为重点,围绕科学选择、优先领域的确定、科学布局、资源分配、发展目标、战略措施以及组织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开展的科学预测、评价研究,为科学事业的发展提高理论、方法和数据信息的支持。科学政策的目标一般是着眼于国民安全和大规模的科学项目、经济发展、公众服务、科学进步等领域,重点在于体现对国家安全和国防的极大优先性。制定科学政策是一项及其复杂的任务,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它对于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政策同时也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科学自身的规律的影响和制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社会化,使它成了现代国家的重要事业,并日益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支持,因而,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以及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都投入了对科学政策的研究。许多国家(发达国家居多)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队伍,为制定科学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为国家进行重点科学决策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特别是发达国家,从它的最高权力机构以至各部门、各种大企业,无不把科学政策的研究视为发展科学事业和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任务。
    科学政策是大科学时代的产物,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体制化和它在大学教育中的突出位置,标志着人们对它的社会角色的确认,表明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据有关方面统计,全世界科学政策的专门研究机构发展十分迅速,至八十年代初已超过1000余个。属于国际性的科学政策研究机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政策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科技部长会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经互会的科技政策协调国际会议、国际科学政策研究理事会等。

二、发达国家科学政策的历史及特色

    尽管,科学政策起步的历史较短,但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科学政策报告,不仅开启了制定科学政策的先河,而且对日后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成了政府科技宏观管理新的里程碑和各国对之借鉴的典范。我们大致地考察了六十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制定科学政策的历程,可以看到,虽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制定的科学政策的重心也有相当的不同,但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却贯彻始终。
1、正确处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开发科学的比例关系
    科学研究一般被分为三个部分,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这三部分相互关联又有不同。尽管,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方法能定出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开发科学之间的理性的平衡,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科学并不直接增加物质财富和经济福利,除非它被推入发展阶段,产生新产品和真正能使用的技术,但是,科技发展的事实却无可辩驳地使人们认识到,发展与应用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基础研究的积累。“一个国家若在增加基础科学贮存方面严重衰退甚至失败的话,那么,不久就会发现其新产品和技术的供给会变得软弱无力。”
2、制定科学政策兼顾教育政策、技术政策、工业政策、社会政策
     在其最为广泛的应用中,科学政策涉及的是教育、知识贮存以及它的可取性和使用性。那么教育和知识贮存对于科技进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教育机构在促进技术进步中起到什么作用?发展科学的能力取决于教育吗?这些都是政府制定科学政策时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关系中,则特别注意主要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什么是科学和技术改变之间的真正联系?工业中科学对于技术开发是怎样的关系?支持工业的科学与为其他目的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对资源进行着竞争,如何考虑对这些不同目的进行适当程度的调整?当其目的是支持工业的科学在人类福利和经济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时候,应该区别一下对于其他社会目的的努力,尤其关注那些有关环境、健康和福利改善的科学。这已逐渐地成为制定科学政策的规范的做法。

3、科学是全体国民的事业

   “在科学和技术变得日益密切相关和包含在社会经济形式之中的情况下,在给出科学的政策时,重要的是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定态度,能考虑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对人们对生活与价值的观念的理解和分析,等等。为此目的,需要正面地组织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和思想,尤其是促进软科学,它能对系统政策和决策制定作出贡献。”美国人甚至认为:“以牺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国家福利所必不可少的其他学科为代价来制定一项扩大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计划是愚蠢的。”因为“科学只是使国家进步的一系列因素中的一员,科学的发展也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全面进步,科学不能单独存在。”正因为如此,政策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有了明显的分工,形成专门的、独立的研究机构,使之对政策进行多因素的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作出比较科学的、合乎实际的预测,尤其是使政策的研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受现行政策的约束,也不受决策者个人主张的限制便于提倡多种方案供决策机关或决策人选择。

4、注重优先领域的选择标准

   科学政策制定工作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优先领域的选择。那么,什么是优先领域的标准?美国Oak Ridge国家实验室前负责人阿尔温.温伯格(AIVIN? WEINBERG)正是认识到了这一前提的重要性,因而,他在“科学选择标准”一文中写到:“科学家一定得脚踏实地寻求社会的支持,否则他们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探索就无法进行。因此,我们在寻求支持科学活动的理由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科学以外的选择标准条件,即评价科学或科学的某一特定领域存在的外部准则。”温伯格的外部准则包括社会价值和技术价值;(内部标准是指科研人员,也包括科研机构所具有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于80年代末,为更好地对参加竞争的建议项目作出评估,制定了如下标准,共三大类:(1)科学价值:科学上的目的和意义;该项目所涉及到的利益有多大;新发现和新认识的潜力;独特性等。(2)社会效益:对认识科学有所贡献或对人类状况有所改善;是否有益于增强国际间的了解;是否有益于民族自豪感和威望;(3)有关项目本身的考虑:可行性及其准备情况;科研的后勤和基础结构;科研团体所承担的义务及准备;所涉及到的公共机构;是否需要其他国家的介入;所建议的项目的费用。以科学价值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使联邦科研资助政策、科研者、科研项目和社会目标相互联结起来。当然,在美国,科学政策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对安全和国防的极大优先性上。与此同时,也不忽视对小科学的支持,用一位美国地理学家的话来说:“知识自由市场的继续存在,对于科学进步是很重要的。”

三、各国政府科学政策的走势

    近年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围绕基础研究的科学结构、科学选择和科研管理体制等问题展开科学政策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也非常富有成效。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情况更是引人注目。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为了能在21世纪的角逐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科学。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科学强国早已捷足先登,于1994年出台了《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科学政策报告。该报告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政府如何保证充分发挥科学在促进国家利益中的作用。报告由五大部分组成:1、科学:永不枯竭的资源(Science: The endless Resources);2、一个变化的时代(A Time of Change);3、国家目标的确定(Setting Our National Goals);4、目标的实现(Reaching Our Goals) ;5、一个共同的承诺(A Shared Commitment) 。分别阐述了政府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国家利益的五个持久性核心要素,即健康、繁荣、国家安全、环境责任和公民生活质量。宣布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要求保持全部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先地位。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间的衔接。鼓励协作,促进对基础科学和工程学的投资以及人财物的有效利用。为21世纪造就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高全美国民素质。还就科学管理部门的五个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计划。旨在指导未来30年美国的科学发展。欧洲各国及日本、韩国也不甘人后,纷纷制定了下个世纪本国发展科学的政策报告。

1、政府首脑出任科技决策“一把手”,把科技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美国,几十年议而不决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93年11月宣告成立。它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一样,均属由总统亲自挂帅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1996年初中国政府成立了以李鹏总理为首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1994年,印度、埃及、匈牙利等国相继成立了由总理亲自出任主席的内阁科技委员会等科技决策机构。英国内阁重新设立科技部长,首相梅杰还特别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他“最优先考虑”的,科技办公室是“政府的心脏”。比利时设立科技政策大臣;泰国设立科技发展委员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政府首脑确实亲自把上述这些政府机构的工作抓起来,并使这些机构迅速地发挥作用。例如,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94年6月召开首次会议,讨论联邦政府对发展科技要做的11件事。8月戈尔副总统亲自向新闻界发布了由总统和他本人共同签署的题为《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重要政策文件,阐述了国家科学政策的五项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采取的措施。
    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政府首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并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科学技术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作用,来确保国家在21世纪的竞争优势。
2、突出科技为国家发展服务的目标
    在美国发布的《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科学政策报告中,特别强调“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是支撑国家经济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并提出了“保持主要科学前沿的领先地位,”“增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的联系,”“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素质”等五个目标。
    法国政府的《法国研究之报告》阐明了确保全国研究投入,树立战略观点、确保优先领域的研究、保持法国在国际科技上的地位等12个政策要点。
    日本提出新技术立国方针,把加强基础研究、培养人才和推进国际合作作为振兴科技的重点。
    综合看来,各国政府的科技规划,更加突出了科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服务的总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3、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各国政府规划新世纪科技发展进步的一个最明确的目标,也是最有利于目标实现的举措。
    美国国会批准1995年的研究发展预算额为734.3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2.78%。日本科技厅1994年预算增加了6%,1995年增加9.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1993年增加16.5%。印度政府1994年用于研究发展的拨款总计为50亿卢比,比上一年增加了17亿,提高了3.5%。各国科技投入上升趋势还表现在,许多国家提出了提高科技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目标。美国在《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报告中提出将研究发展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目前的2.9%提高到3%。欧洲联盟在其《振兴经济.增强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的1994年白皮书中强调,尽早把科研投入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提高到3%。日本政府计划在3--5年内将科技预算增加一倍。在所有这些增长目标中,韩国表现了最大的雄心,在新提出的“韩国科技发展长期计划”的初稿中,研究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到1998年将提高到4%,而2001年、2002和2010年各个年份的相应数字将分别达到5%、5.8%和6.7%。
4、适应和体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既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主流,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科学与整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它们彼此相互支持。良好的社会条件,才能使科学兴旺发达,反之,没有科学的持续和旺盛的发展与应用,这样的社会也不能正常运行。这种愈来愈强的相互作用的趋势,使得各国政府的科技规划必须适应它,也就是说,科学政策必须反映和突出这一趋势。94年1月美国白宫邀集各界人士300人,重点讨论:研究与开发工作中科学目标(获取知识)同社会目标(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克林顿总统本着经济优先的原则,主张应用研究重于基础研究,强调科学要为经济增长服务。同时,鉴于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经济日益依赖于有活力的科技体制,还主张政府对于科技活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线性模式改变为能保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的一体化模式,以确保科技发展必须同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英国政府在强化科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的举措。1994年4月,英国宣布了各政府部门的研究政策,其核心是采取重要措施,促进科技经济的一体化。从而朝着制定国家科学战略迈出了第一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比尔·斯图尔声称,这是英国政府20年来在科学管理上的最大变革。
    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注视到了这一科学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趋势,94年初,第一次发表了有史以来的《世界科学报告》,报告中强调指出:“科技成果并不完全是使一个国家变富的外在条件。这些成果需要在有利的政治、文化环境,优良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机构和产业部门密切联系与合作的氛围中,才能实现为国家发展服务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应该在宏观政策、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管理体制等方面,努力创造使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条件,实现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5、科学政策关注教育和人才培养
    有关调查研究表明,教育成果与经济增长至今存在着如下的关系:第一、人力资本素质高的国家才有能力吸收和开发新技术;第二、教育投资越多,教育成果越大,对有形的资本投资也越多;第三、人民受教育越多,其科学文化素质越高,生育率越低,从而人均教育投资也越多;第四、全民的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分配也越多,这一味着人民具有较高的购买力,因而构成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产品的广大市场;第五、教育水平高的人民,较多地参与社会的决策和发展。总而言之,教育和人才息息相关。而未来的竞争其实质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质量的教育和人才,谁就占领制高点。以美国为例,之所以能始终保持世界科技领先水平,是因为得益于始终具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教育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有计划地培养博士的基础上,还大量吸引外国人在美国大学连续取得科学和工程学位,其数目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为国家各部门训练和输送了大量的新的科学研究人员。从80年代起,美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博士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而外国人人数每年维持在4500人左右。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一些联邦管理部门强烈呼吁增加对培养人力资源的支持,其重点就是通过教育的渠道,把学生甚至是中、小学生引到理学、数学和工程学科上来,以保障未来各学科领域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教育正在变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终身学习,已被看作“是如同身体健康之重要”归根结底,“我们的基础教育政策将决定这个国家科学的未来。”
6、注重大科学的国际合作
    各国政府在近年出台的一系列科技政策中,都把综合领域的国际科学合作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尤其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海洋、空间的战略开发等,为国际科学合作开辟了新领域。美国1995年制定了“国际科技、工程和技术”战略计划,目标是巩固国内科技事业,促进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他们还选定俄国、中国、印度、南非、阿根廷和巴西作为合作的伙伴。日本首次提出“21世纪日本科技政策国际展望”的政策方针。韩国提出“世界化战略”构想,目的在于吸引和培养人才,加强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与交流。“无论大科学的国际合作有多少问题,都抵不过由于集中世界英才而获得的好处。”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四、我国的差距

  建国以来,我国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科技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实力显著增强,据科学界有关部门的分析与估测,我国的基础性研究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域占5%。高能物理、生物物理、计算科学、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已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整体处于劣势”。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在科学政策方面还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
1、对科学的认识比较浅薄。
    长期以来我们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尤其忽视基础科学的价值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很多人一谈科学价值,只想经济价值,并且是眼前立即生效的经济价值,而根本看不到基础科学的长远经济价值,更看不到它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伦理价值、生态价值、对科学自身的价值以及对人的发展和人性解放的价值。尽管,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的科学政策有重大的调整,但在此前所遗留下来的许多负面影响至今难以驱散。长期以来,技术成了科学的代名词,或是同一语意(这里不能不看到,科学混同技术对人们日后错误观念的形成的影响)。一时间,大专院校在招收基础科学院系的学生时,生源发生困难,青年学生报考学校较多的是选择实用技术强的专业,无形中加剧了对科学的扭曲认识,降低了基础科学研究在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据1996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一篇题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态度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科学意识程度”中介绍“整个社会对基础科研的态度,目前已影响到教育的格局。一些院校的基础科系已经陆续更名,向应用性靠拢:地理系改成城市资源管理系;化学系改成化学化工学院;信息物理系改成电子物理系……据悉,中科院系统所,全所共有142人,包括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全年经费160万(不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而用于支付在职人员的工资和其它办公费用就占去130万,承担全所的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是42万。不仅没有科研经费,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寻钱堵“窟窿”。这个所的一位所长说,“我的精力本应放在科研上,可是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找钱。”这种情况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很具普遍性。
2、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
    对科学认识的不足已由来已久,而这种认识不足,势必影响我们在制定政策中的短视。这里再考察一下我国科技投入的比例,可从中看到差距之大。按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我国的人均研究费用是很低的。虽然国家总的研究费用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是增加了的,但连年的增长率一直低于经济增长率,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上是没有涨幅。目前,我国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或0.8%,而且估计到2000年这一百分比也将仅仅增加到1.5%,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高技术领导国,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日趋昂贵,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感到难以支付这些费用的情况下,我国要在不久的将来在科学技术领域占据首要位置是十分困难的。至于用于基础科研部分的经费就更微乎其微了。何祚庥院士在1997年政协会议上曾专门谈及了这个问题,他说,近六、七年来,R&D占GDP的比重从0.7%一直下降到小于0.5% ,1995年的R&D是286亿元,占GDP的0.5%,比1994年略少一些。1996年预计为321亿元,实际支出327亿元,据总理报告的GDP 是67700亿元,可算出R&D/GDP是0.48%。327亿元,当然是很大的数字。但是,全国科技人员是200万,也就是人均R&D15000多元,其中包括基建、设备和消耗性支出,还有工资、福利以及奖金。由此可见一斑。
3、在宏观管理中无足轻重
    由于我们对科学有着这样偏异的理解,也就影响了它在制定政策和宏观管理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独立的科学政策报告,加上政府对基础科学投资强度减弱,人才和资源配置难以合理,产出效率低,致使宏观管理部门陷于日常业务管理,而对发展环境,项目的进展,国外科学前沿的追踪等研究不足,减弱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另外,政策多变,教育体制、人才政策的失当,也使我国的科学研究整体实力大打折扣。

五、几点建议

    制定科学政策已势在必行。 如何启动这项工作,这里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仅供参考。
   1、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国的科学现状,防止对科学现状报喜不报忧。如同中医号脉,只有脉络清晰,才能开出对症下药的方子。当然,盲目悲观和片面感觉良好都不可取。从我国已有的经验教训来看,切忌与意识形态联系过分密切,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事实;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长远性。
   2、独立自主,但不排除学习和借鉴、吸收外国好的经验。尤其在国家组织制定我国第一部科学政策之时,应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对成功的科学政策的研究,可以以美国1945年公布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科学报告和1994年出台的《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政策报告为蓝本,剖析科学政策的得与失并为我所用。
3、中国的科学政策必须适应和反映世界各国科学政策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处理好与其他政策的相互关系,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所共同面临和必须解决的。虽然国情有别,历史阶段,发展程度,文化背景不同,但我们在与世界总趋势、总目标的一致性上,应该顺应社会和科学发展的主潮流。
   4、从上至下加强和改善对科学的认识。梁启超先生早在80年前,就曾一语中的的指出:“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俗了、太呆了、太窄了’,且不说那些鄙厌科学的人都把它看作器用、末枝,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80年过后,这种对科学的认识恐怕也是改观不大。这一现实必须有足够的和清醒的认识。
   5、科学政策应立意高远,内容本身要打动人心。科学政策出台,能创造一种使全体公民热爱科学、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要使我们看到,科学不仅是科学家的事业,而且还应看到,科学在探索真理、传播知识、导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也造就了人的内在品格,即科学精神--它所表现出来的诚实、谦逊、求实、严谨、执著的精神气质,是科学的灵魂,是人类的基本美德,是发展科学的最高意义。
   关于中国科学政策的具体内容,诸如战略重点、目标、措施、投入、体制等,本文这里没有涉及。

参考书目

〖1〗C.A.蒂斯德尔著,黄嘉平等译,《科技政策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2〗李光临等译,《十年决策——八十年代的美国科研资助政策》,科技文献出版社,1994年。
〖3〗V.布什等著,《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国科学院政策室编,1985年。
〖4〗田夫、吴明瑜主编,《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国家科委内部发行,1985年。
〖5〗“克林顿政府为21世纪制定科学政策”,见《美国科技情况反映》1994年8月24日,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提供。
〖6〗《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年度述评——1994、1995》,国家科委国际科技合作司,1995年3月,(内部资料)

本文写作过程中及时得到吴述  、李喜先同志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 版权所有

电话(TEL):86-10-64813408  64813409  传真(FAX):86-10-64813408

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中国文化研究所   邮编: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