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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2日完稿,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6期)

 

科普、科学、科学素养


李永威 马惠娣

(科技部 100836,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29)

    摘要:科普、科学、科学素养是科学文化时代重要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内容,它对一个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个体的综合素质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正确地诠释与理解它们的真谛、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科普、科学、科学素养


    “科普”是科学普及的简称,与近现代科学相生相伴,是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的意图是:“拉近科学与公众的距离”或“公众理解的科学”。这里的科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文化科学理解能力的培养,指公众的科学文化价值观(包括对科学事业本质的理解、科学精神价值观、科学的道德观、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科学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科学政策对科学事业的作用等);二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理解能力的培养,指对科学知识、科学系统、科学研究过程、科学成果的运用等方面的了解;三是对应用性科技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是指运用科技信息和科技知识解决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遇到的某些问题的能力。
    琼·玛丽·勒盖在《普及科学的四项任务》一文中曾指出,“普及科学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告诉人们科学为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即它已经使哪些东西成为现实,并对其加以探讨。普及科学的第二项任务是告诉人们科学是怎样发生作用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科学工作者是怎样工作的。普及科学的第三项任务,是展望未来即我们将从科学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向科学索取什么?普及科学的第四项任务,是科学的文化作用,像音乐和绘画一样,科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能提高人类享受生活的能力。把科普工作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加以研究,是近年科普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1998年召开的因特网全球科普研讨会上,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约翰·赫尔特伯格就发表文章指出,应把科学普及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加以对待。”(见张义芳主编,《国外科普工作要览》科技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7-128页。)
    科普的实质是提高人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是指系统地、完整地接受知识的学习,(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也学习人文社科知识等)强调培养人的综合能力(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以及处理和驾御各种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和获得更多的文化教养和社会教养。
这里,首先说明的是,在我国每当谈起科学普及,大家习以为常地把它理解为是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普及,其实这是对科普的误解,或是对科普事业的狭隘理解。科普理所当然地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科学等。“科学素养”的提出恰恰是以这些学科知识为基础,其实质是表达大科学背景下,人的“科学素养”的文化性。公众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科学”,才能真正形成推动科学事业发展不竭的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龚育之同志提出的:“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和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见龚育之、王志强著《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才是我们今天倡导的“科学”和“科学精神”真正的目的。
    要认识科普,其着眼点和落脚点应放在人的“科学素养”上,这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科学?
    科学作为一个独特、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是近、现代的事。400多年来,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认识世界,创造知识;探索和发现自然界存在着的客观现象,认识和研究客观规律;是技术的归纳与升华,是实践的抽象,是一种理论形态的知识;科学所要回答的“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而科学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看到科学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里所说的“革命力量”,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科学走在生产的前面,指导生产的发展,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另一层意思是:科学作为一种以实践为依据,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已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导。例如,十六世纪的哥白尼,不仅为我们建造了一个太阳系,同时也给神学写下了绝交书。十七世纪物理学的辉煌成就和理性的精神,导致了十八世纪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我们更能在科学殉道者们一次又一次震撼人心的牺牲与抗争中,感受到这种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赫胥黎——科学家可以被打倒、被毁灭,但他们却以科学的精神为后人浇铸了一座座丰碑。当我们在景仰这些科学巨人的时候,仍能被这种科学精神所感染。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科学精神,越快越广泛地按照理性的原则渗透到个人和公共的生活中去,渗透到教育、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当中去。这当是科普事业的辉煌成就。
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对社会推动的作用更加显著。科学不仅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和现代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而且成为人们变革世界观和科学观的最直接的动因。科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深刻地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基础。科学对于人类的这种内在意义,表明了科学已成为现代社会文化与文明的重要基础。
    当科学被看作是社会文明尺度的时候,科学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原则。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同时也在造就人的内在品格——一种极其宝贵的人类精神——科学的精神价值。对于科学精神人们有着许多的解释,其中当属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的五个方面最具概括性,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同志也曾对科学的精神价值作出解释,他认为,“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伦理道德、文化形成以及理论思维,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全体科技成员应当以身作则,在全社会发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道德,讲求科学方法,积极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科学道德,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些都是人的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保持科学旺盛的生命力至关重要。因为,科学作为最高意义的生产力,它的强大不仅在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在于它被公众所理解和参与的程度。只有科学的精神价值内化为人的品质,科学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不言而喻,科学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提高。这种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需要人的科学精神的昂扬。因为,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不尊重科学精神,只想享有科学的恩惠,任何事情都是难以办到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不但依据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而且科学与技术本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知识,已经成为人们思维的普遍形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创造也好都依赖于这个思维形式。
    科学发展的历史还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并全方位地影响社会生活,成为改变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动力源。当西方人创造了“科学”这种方式来展示他们优秀的智力活动时,科学的功能再也不仅仅是认识和理解一定科学术语、概念的能力,也不仅仅是对科学研究一般过程、方法的了解、或简单地传授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判断某种说法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成立的知识,而重点在于,理解包含科学技术内容在内的公共政策议题的能力,即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的能力。
    科学的进步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只有科学走向公众、公众理解的科学弘扬一种极其宝贵的人类精神——科学的精神价值。当今,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发达形式,就不会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广泛利用,也不会有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所以,传统上对“科学”的片面理解应得到纠正。

   据有关专家考证,科普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仅以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的五次科学中心的转移规律来看,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科学中心的形成与国民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的程度息息相关。
    大凡科技发达的国家,大都有繁荣的科普事业,通常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科学家对科普事业的热情,公众参与科普事业的热情,教育制度的配合,政府资金的投入,尤其有一支高水准的科普作家队伍以及各种精良的科普作品吸引社会与公众。
    法国百科全书式的大哲学家狄德罗,被西方科学界誉为“科普事业的鼻祖”,是编撰科普书籍的创始人之一和杰出代表。当年他与达兰贝尔等人联络当时的180多位学者组织了“文人学者社团”发起了以编写百科全书为主的知识普及运动,以其鲜明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科学知识为武器,向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宗教教派和封建意识宣战,为法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为18世纪的工业技术革命扫清了障碍,也为法国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法国的科普热销系列丛书“我知道什么?”不仅介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知识,而且也介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哲学、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以及新生学科等方面的知识。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文笔轻松优雅、适合各个层次的人阅读。(见商务出版社自1996年起出版的系列翻译丛书“我知道什么?)
    近些年来,法国政府对各类创新的科普项目也鼎力支持,诸如,高质量的展览、科技节、星之夜、科学假日旅游、“海洋城”主题公园、天文馆,支持大众传媒进行科普宣传。
    在美国的科学传统中,科普工作始终被决策者和科学家们所关注。仅以近20年美国的三届总统为例,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政府,无不把“当教育总统”作为治国的第一方略和最高承诺。克林顿新任伊始,立即投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1994年由克林顿签发的科学政策报告《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中一再强调指出,“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美国应成为一个科学知识普及的社会。”并认为,“良好的国民科学素养是认识和欣赏现代世界的关键。”1997年连任以来,克林顿更是出手不凡,他郑重宣告:美国政府未来四年的头等大事是确保每个人享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为此制定了以10项原则为基础的教育计划,并在当年拨款510亿美元,其目标是:8岁以上的儿童人人必须能读会写。12岁以上的青少年人人必须会上互联网。18岁的青年人人必须能读大学。成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这些措施把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美国科学政策报告《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1994年。)
    美国科学家对承担提高大众科学素养的社会责任从不推委或懈怠。他们以为,科技在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公众对科技的参与和理解也日趋重要。向大众提供及时准确的科普知识,应是科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不向传播媒介提供准确无误的科技知识与信息,那么,公众就会受到假充内行的骗子散布的假科学的愚弄。
    美国的图书出版界也不甘人后,从许多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撰写的科普系列图书中,科学家们以其严格独到的选题、缜密自洽的推理、独具神韵的文体、简洁生动的语言,出神入化地将读者带入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阵地。可以领略到美国人在科普事业上的一贯风范和远见卓识。每套科普读物的出版,都被视为“向21世纪撒下了一张网,它捕获的将是我们这颗行星的下一代思想家和科学家”。???
    英国也是一个素有重视科普教育的国家。英国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专家、英国国家科学和工业展览馆副馆长杜兰特(John R. Durant)教授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为什么任何人都应当关心公众理解科学这项事业?首先,科学被毫无争议地认为是人类文化中最显赫的成就,公众应当对其有所了解;其次,科学对每个人的生活均产生影响,公众需要对其进行了解;再次,许多公共政策的决议都含有科学背景,只有当这些决议经过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的讨论出台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民主决策;第四,科学是公众支持的事业,这种支持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建立在公众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而英国政府的科技发展战略则是:“一手抓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手抓科技普及,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认为“增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保障整个国家福祉而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科学素养正在变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
    日本在科技与经济上的巨大发展也绝非偶然,在诸多成功的因素中,与日本拥有一大批科学家和出版家投身于科普事业有着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这样一组数据:1872年日本开始推行新学制,全力以赴地普及资产阶级式的国民教育,力求实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男、女的小学就学率均超过了90%。到1992年,日本国民初等教育适龄人员入学率达到97%,1995年日本15岁以上的文盲占总人口比例为零。日本科学技术厅在1995年发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对战后发展有概括性的论述:二战结束时,日本保存下来的最大资产就是国民经过努力和培养所具有的智慧。经过巨大变革,科学技术领域在对人才和资源投入的再分配后,日本国民将聪明和智慧,与不懈的努力相结合,不断地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并务实地面对时代所提出的课题,从而取得了今天的繁荣。日本讲谈社(日本最大的出版社)的科学丛书“蓝背书”在60年代初创刊时就提出“让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一本科学书籍”的口号,为此他们特意把蓝背书设计的小巧精致、便于携带、耐磨损,对每一本蓝背书的出版发行都作了周密安排。在发刊词中,讲谈社声称出版该套丛书的最大目的就是:培养读者按照科学思考问题的习惯,按照科学看待事物的眼光。“蓝背书”将科学与日本的每一个国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为使日本国民从小学科学,人人爱科学,全民懂科学立下了汗马之功。到90年代初,讲谈社共出版发行具有不同内容的“蓝背书”900种,平均每年出版30种,这不仅在日本出版界首屈一指,在世界科普创作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见“国民科学素质——现代国家的兴衰的根基”朱效民,载《科普研究》2003年3期。)

   如何认识科普在“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中,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科学和科普的内涵在整体上认识与理解过于狭隘和浅薄。科学和科普观念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
    首先,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不过是包括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的知识体系;其次,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成果可以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而不知道科学本身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再次,把科学看得太实用了,科学只是一种致富的工具,“什么有了科学养猪就肥、养蝎子就赚、种粮就高产”,而看不到科学中所蕴涵的实事求是、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看不到科学是团结合作牺牲奉献、是诚实劳动尊贤爱才,尤其看不到蕴涵其中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道德所折射出来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的科普工作往往失去了“亲和力”、“吸引力”、“参与力”。 人们对待“科普”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提高“科学素养”仅仅变成“高雅”的口号。?? ??????
    在科普经费的投入上支持力度也十分有限。据统计,在我国年平均科普经费每人不足5毛钱,但大多数地区连这个标准都没达到,有的地方人均科普经费只有3、4分钱,即使像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人均还不到5分钱。
    科技馆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场所,在其利用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据有关部门2000年的统计,我国有省级科技馆建筑总面积为288378平方米,而展厅面积之和为71427平方米,仅占建筑面积的24.8%;其中只有5家符合国家标准,其余24家展厅面积占建筑面积的比例平均只有17.4%。有限的展厅面积也没有全部用于科普活动。例如,某省级科技馆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用于科普展览的不到一半,其余的常年举办展销会之类经营性的活动。
    近年来,由于科普工作受到政府的重视,新一轮的科技场馆建设又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正在建设和筹备建设的科技馆约有20个。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大众对科技场馆的热情却不很高。科技日报记者延宏曾在2002年全国科普大会召开前夕对北京的各科普场馆做过调查,看到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古观象台、北京自然博物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国航空博物馆等处门可罗雀。在暑假期间,中国科技馆虽然每天有一万人参观者,但大约七成观众是外地旅行社成员或学生夏令营营员。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情况也差不多,每天接待约一千余人中主要靠旅行社输送。这仅限于知名度较高的场馆,而大多数科普场馆每天参观者还不足百人。据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现在组织学生去科技馆不容易,所以一般只计划暑期组织一两万学生走进科技馆,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全市中小学生的1%。(上述数字见科技日报,2002年12月18日;经济日报,2002年12月18日第12版。)
    从1992年至199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连续三次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进行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调查采取国际通用的测定科学素养的标准,即分为理解基本的科学知识,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三个部分。将几年来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数据与美国1990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知我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0.3%)仅为美国(6.9%)的1/23!与1989年欧共体12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相比,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欧洲人(4.4%)的1/15!1996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对分子、计算机软件、DNA三个最基本的科学术语很了解的中国公众分别只有3.7%、2.2%、3.6%,不了解及未做回答的比例分别高达84.5%、93.5%、90.6%!只有不到半数的中国公众(45.6%)知道肝不是制造尿的器官,答错和不知道的人超过一半(51.7%)!知道激光不是由汇聚声波而产生的人不到1/5(19.4%),回答错误和不知道的人高达77.5%!我国公众对科学研究过程及方法很了解的人仅有1%,相当高比例的农村公众认为科学研究就是"选育优良粮食品种,增加粮食产量……"而具备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我国公众的比例分别只有美国及欧洲国家相应比例的1/14和1/22!……” (见“国民科学素质——现代国家的兴衰的根基”朱效民,载《科普研究》2003年3期。)
    这个调查结果,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答案,但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我们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仍十分低下,制约了民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热爱能力,也就是说不能单单从科普经费的投入找问题(科学素养始终不高)的原因。1995年我国正式参加世界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在考察的44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综合排名第30位,国民素质单项排名第36位;1996年在考察的46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综合排名第26位,国民素质单项排名第35位。可见,国民素质明显地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劣势因素,在该评价体系的8大竞争领域中,国民素质是我国劣势最劣的领域。根据199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统计评价结果,中国的成人(15岁以上)文盲率为26.7%(我国人口普查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统计结果好于世界竞争力报告,但也达到16%),在上述4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位,仅排在印度前面。该世界竞争力报告表明,教育数量的不足和质量的下降是中国国民素质相对薄弱,竞争力相对缺乏的主要原因。(见孙小礼著,《文理交融——奔向21世纪的科学潮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与此同时,科普图书由于大多图书缺乏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缺乏人文性、趣味性、审美性。内容要么枯燥,要么创作观念和手段陈旧,致使编出来的书仍采用灌输式和教科书式的模式;图书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对一些反映科学思想史、人物评介、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等内容的普及作品,不是“生硬”,就是“浅薄”。科普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发行总量虽逐年增加,但利润却不断下降,与2001年相比,2002年的科普图书的利润率下降了10.25%。有些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发行量高达200万份;而现在科普期刊(某些期刊除外,如计算机等方面的)发行量普遍下降。一些著名的刊物发行量严重萎缩,如《科普画报》从过去的130万份减至目前的5万份;《无线电》从200万份减至现在的20万份;《知识就是力量》从50万份锐减至2万份。一方面是专业性科普创作人才队伍已逐渐老化、流失;另一方面是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缺乏参与科普事业的热情。近10年来,整个科普报刊杂志系统约流失三分之一的年轻骨干。而在媒体从事科普工作的采编人员、记者、策划人自身科学素养低和文化知识单一,很难作出好节目。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一些地方的电视台、电台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文化程度还未达到大专水平。即使有些创作人员学历较高,但能够不断“充电”的人极少。而既懂科学与文化,又具有艺术眼光的编辑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正因为如此,入选国际科普大奖的作品很少,这与我们具有几千年科技创造历史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见科技日报,2002年12月18日;经济日报,2002年12月18日第12版。)
    科普研究方法陈旧、研究人员知识老化、抱残守缺、囿于一隅,使我们的科普导向不能反映科普发展的历史全貌以及科学文化时代的特征,因而难以真正树立正确的科普观,难以培养人的良好的科学素养。通过我们对相关研究杂志和主要科普报刊杂志的统计,发现真正、全面揭示“科普”要义的文章不多。这个现象急待改变。中国要在下个世纪的中叶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理论基础和国民基础,一切努力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从整体发展看,西方的科普事业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贯穿于各大学中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设置,则被认为是实施全民科普教育和提高科学素养一个新的知识学习的途径。大多数课程与讲座主要集中在下列若干个方面,例如: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公众传播;社会中的技术;西方文明中的科学;20世纪的科学;知识与社会;生物医学伦理;疾病与文化;知识与政治学;生物技术与法律;工程学中的伦理问题;法律、科学与公共价值;知识、技术与特性;国际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创新理论与政策;技术的社会建构;美国的环保政治学;科学、技术与劳动;科学、技术与环境;科学、技术与汽车文化;科学与人类的本性;科学与艺术等。旨在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增进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提高参与决策的能力。而对“当代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科技传播问题;政府在科学技术的使用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遗传工程的政治学问题;生物技术与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科技与性别问题;科学技术与知识的政治学问题,等等的关注与理解,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在社会语境中重新思考与反思科学技术,强调多学科研究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其目的在于,通过把科学与技术置入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改变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简单地把科学知识理解成是与社会活动无关的客观而公正的绝对真理的认识;明确科学与技术在思考方式、历史发展、社会建制、竞争机理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之处;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追求以多种方式刻画、评价和解释科学与技术活动。
    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普形式、境界、理念,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002年全国科普大会期间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在发言中指出:“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这些新问题、新趋势都是新时期科普工作需要重视的。这要求我们的科普事业要继往开来,不断创新。要求科普工作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在继续做好科技界向受众单向传授科技知识的同时,要推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强调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在继续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要遵照江泽民同志在对科技周批示中的精神,更加重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和发扬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风气,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真正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给我们未来的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正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它意味着大多数人在获得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向往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生活。随着人们对科学文化时代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关注科学中的人文精神。而与人民大众身心健康、生活质量以及道德伦理相关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问题,诸如:克隆动物、转基因作物、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药物副作用、高科技犯罪、全球变暖问题等等也都成为公众日益关注的焦点。人们需要了解国家关于这些问题的政策,想要知道科学家们在做些什么工作,近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等,公众应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如果公众不了解最新的科技动态,那么科技就无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无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科技的负面影响。此外,随着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广大人民群众对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建立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愿望也日益普遍。
    科普也是一项十分有魅力的事业,它不仅表现在提高国民素质这样一个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科普于探索真理、传播知识、导向文明的过程中给你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给你探索真理不屈不挠的勇气,为你插上灵感的翅膀,给你一双智慧的眼睛。
    拉近科学与人的距离,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素养方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来。

参考文献

[2]《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报告》科技部主编,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年

[2]徐冠华在2002年“全国科普工作大会”上的讲话

[3]“科普:给你一双智慧的眼睛”,马惠娣文,载《中国科学报》1997年4月17日

[4]“科学的历史回顾—兼及科学的精神价值”,马惠娣文,载《科技日报》1998年2月11日

[5]“国民科学素质——现代国家的兴衰的根基”朱效民,载《科普研究》2003年3期

[6] 张义芳主编,《国外科普工作要览》科技文献出版社,1999年

[7]孙小礼著《文理交融——奔向21世纪的科学潮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8]王维著《科学基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9]龚育之、王志强著《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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