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中国城市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协办，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05-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开幕式于2005年9月25日上午在浙江省江山市国际大饭店举行。
　　江山市副市长何蔚萍、市委副书记赖瑞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约100余人出席了大会。
　　马惠娣主持

　　马惠娣：在记载公元前990年到前453年历史的《国语》中，周朝（距今3000年）的城市立法中有这样的记载：“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数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县耜，野无奥草。不夺农时，不蔑民工。有忧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意思是说，“种植行道树木标志里程，偏远地区要有旅客餐饮服务站点。城市近郊要有牧场，边境要建迎宾客栈。洼地里要让野草丛生，城区里要分布树林和水池，以备防灾。大片土地都种粮食，使农民不会将农具悬挂闲置。衙役不可以耽误农务，不可以浪费人民劳力。国民优裕无匮乏。有悠闲，无过劳。城府的基础设施井然有序，地方的力役供求得当。”我们的先人用短短数年，把城市生活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劳作与休闲、城市与农村、工与农的关系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不容置疑，城市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不同的时代，留下了的不同的文化作品，这些构成了城市的价值基础。纵横交错的市区，独具特色的邻里生活，淳朴厚实的百姓，忙碌和休闲相交映的生活，次序井然的商铺，枝叶繁茂的大树，优美动听的音乐，家传久远的诗书，做工精致的艺术品，普通市民的勤劳、智慧、善良、淳朴、诚信、礼貌、博爱、守法的优秀品质。所有这些城市生活中的平凡、平实、平静、平和、平常的要素，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个性与共性、理性与感性、审美与自然和谐的统一。如今，我们国家正在进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从深层上理解什么是城市，什么是文化，城市发展与文化的内在关系等等问题，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者共聚美丽的江山，讨论文化与城市在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希望我们的每一位代表，能在欣赏秀美江山的同时，能带来新的激情，为弘扬城市文化的精髓和传统，献出我们的智慧。
　　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对今天发言的学者做了一些调整，今天上午发言的学者一共有六位，他们分别是：刘梦溪先生、何蔚萍副市长，方李莉博士、胡凡教授、摩罗先生、张巨功先生。今天上午的发言都是“大家”，由于时间较紧，每位发言者的的时间限定在二十分钟。
　　在发言之前，我有个小小的提议，就是所有带手机的朋友，请把它们关掉。我想江山市是一个礼仪之邦、文化底蕴淳厚的城市，对此不会反对。今天上午发言者都是“大家”，很难请到，我想每位代表都会很珍惜这个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谢谢！
　　下面我们首先请出中国文化所所长，我国著名的文化思想史学家刘梦溪先生，他主讲的题目是：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刘梦溪先生：我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文化史和近现代思想史。我的研究可以说跟浙江有很多渊源，浙江有很多我很好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历史人物。说到近现代的思想，浙江是一个很大的天地，你不能避开蔡元培，不能避开鲁迅，等等，浙江的历史人物很多。
　　我能来江山是很偶然的。我这次受到何市长的委托来开这个会。她是一个古董收藏家，她到了北京后跟我见面，经她说后，我就觉得应该来江山一趟了。
　　我本人对城市文化并没有专业的研究，不过也很关注。我近几年比较关注的是：百年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目前，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首先是建设的问题。城市问题也是个建设问题。因为经济的问题在文化，而文化的问题在教育。其中，文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我们在谈文化时，直接面对的是当代文化，而当代文化的构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它由众多的文化支脉所组成，其中有不少外国文化的成分，当然也有根基性的本土文化。外国文化方面，主要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印度在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佛教就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当代的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几乎很小了。当然东南亚的文化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同时韩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正在逐渐地增强，但主要成分还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包括传媒所影响的价值观。而它的普及面基本是在城市，但也扩散到乡村。当代文化的构成作为核心的部分是本土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它主要表现为民族民间的文化，例如——生活习惯、节庆、婚丧等等，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说的“小传统”。我们本土文化的大传统，在当代问题比较多。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果，我们提个问题——我们当今的主流文化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大传统？其实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界线比较分明。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思想。也有人说“道、儒、佛”是古代社会的“大传统”。其实道家、佛教常常表现为民间的形态，和儒家思想互补互动。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成为一种“大传统”，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学说，它还是全社会所尊奉的家庭伦理。所以说，一种思想能够成为“大传统”，光光是一种学说还不行，它还应该跟社会相结合。
　　谈到中国社会的大传统，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不间断的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具传统的五个古文化地之一。文化学者一般讲世界上有四个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在这四大文化圈中，中华文化的历史是最悠长的。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时，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在100多年前，具体地说，在晚清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思潮大规模地进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特别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陷入了崩塌、解体的境界。这是历史性的文化危机，是落差悬殊的不同文化系统巨变的结果。这次危机使当时有思想能力的人感同身受。象李鸿章、张之洞、严复、康有为等等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意识到中国社会正经历着3000年的大变局。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开始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其目标是在中国构建一个现代文明之城。到今天，这个转型期还没有完结。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晚清到五四，由于社会的变迁，中国文化发生了极大地动荡，主流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传统不是凝固的，它需要更新，它需要得到社会的广大拥护，否则，它的传延就会出现问题。
　　在我看来“五四”的反传统思潮对传统的打击是致命的。但是对“小传统”的大破坏却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事，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反传统运动。五四的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它是思想与思想的冲突，主要冲击的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而非理性的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那时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学生穿农民的衣服。女人长期穿男人的衣服，是可以改变女人的性格的，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种全民乱穿衣的情况实际上是社会非理性的反映，这对文化性格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运动是无知者对中国文化的毁坏。我们经常谈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有一个100年来始终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重新加以诠释。因为它曾经备遭摧残。
　　已故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有个很著名的概念：文化自觉。我对这一概念非常欣赏。现在重建传统的文化自觉，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城市建设对文化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在建设当中，对自己民族灿烂的文化进行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文化传统一百多年以来处于不断的建构当中。这其中的问题很多，但是最为人所忽略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带给一个民族秩序和文化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我们的民族过去号称为礼仪之邦，但是近百年来在西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民族文化传统构成的礼仪，包括吃饭、睡觉、穿衣、走路，怎么和人交谈等等。
　　结婚是人生一个很重大的礼仪。西方的结婚在教堂，一个很庄重的场所。主婚人也会说词。中国的结婚却是闹。我常讲到中小学生的校服，他们是用一种劣质的呢绒做的，小小的。这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好处吗？什么是校服，它就是一种礼仪。同时我们称呼的混乱也难以想象。
　　在中国文化里边，实际上有一个空挡，就是缺少宗教的精神。宋代的学者大概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困难，所以他们提倡“静”，希望给予补充。礼仪可以增强人的庄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严，这是我们今天文化重建的重要方面。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马惠娣：刘先生的演讲很精彩，就是时间有限，他没有放开讲。这个主题曾在中央领导学习会上和浙江省的“百家讲堂”上都讲过。刘先生说他没有研究过城市文化问题，但是听了他的演讲，恰恰觉得他是把握住了城市发展的精髓要义，我记录几个关键词，从礼仪延伸到文化性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性格，文化的自我认同，文化的自觉，文化遗传的保护！他说文化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他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是什么使中国现实与自身的文化传统脱离，是什么使我们的现代化脱离了文化传统？我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从城市角度思考文化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再一次向刘先生表示感谢。
　　下面请江山市何伟平副市长发言。她的发言题目是保护历史文化城市！
　　何蔚萍市长：今天在这个专家聚集的场合，我有这样的荣幸来充当专家，来做这样的发言，非常地激动。我们一定要把如何发展好我们江山这一课题好好的思考，请大家给我们多一些的指点。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江山历史文化与名城的保护和发展”。在开始之前请先允许我说说我的一个想法。我老是在想：什么叫做地灵人杰，为什么地灵就会人杰，地灵和人杰有什么关系。我琢磨很久。我在想：地灵首先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地势非常好，山清水秀，有灵秀之美。而这地方的人就会相对深层一点，也会聪明一点。而聪明的人就会有所成就，到外面之后就会见识结交到更多的优秀的人。于是，他就会请这些人到家乡去看一下，因为家乡比较漂亮。外面的人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确实很漂亮，这样就不断地有人进来，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人流和物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开始启蒙，更多的人慢慢地接受地接触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我在想，如果那个地方是穷山恶水，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优秀的人物，他出去以后，就不会把外面的人带回家乡来，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难出更多的名人。
　　今天我非常地荣幸，我的这个题目请在座的各位专家给我多加指评。我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江山千年古城给我们留下灿烂的文化，它的核心就是仙霞的古道。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遗留下的人类环境，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反应。我们为什么说“仙霞”古道的文化是江山这座千年古城的核心文化呢？在这里允许请我介绍一下“仙霞文化”。什么叫“仙霞文化”？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时候，中国文化是非常灿烂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县就开始把文化向世界传递了。那个时候文化的传递是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这样一条文化古道来进行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就是丝绸、茶叶和书籍。后来在盛唐之后，因为西域战争频繁，要经过沙漠，而且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我们可以想象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战争的原因，路途艰难的原因，后来那条路并不适合文化的传递了。那么后来中国大量的物品，优秀的文化是怎样传到外国去的呢？就是从另外一条路开始的。当时我们的京城在长安。先由长安，然后经过钱塘江，由钱瑭江将货物运到江山，江山就是钱塘江的源头。那时大量货物就运到我们江山的清湖码头卸下来，挑夫用肩膀运。因为我们江山整个的地形是中南丘陵，运过山寨，大山寨，那时就是通过我们的扁担挑过了我们江山的仙霞关，然后翻越过去到了古城。从清湖码头到古城，然后再从闽江把东西运过去，再到泉州，到广州、珠海。这条大通道就叫做海上航运，因为它就是在海上，那头连着广州，这边是宁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
　　因为这条大通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地在传输，我们这条仙霞通道上，就留下了很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但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铁路，公路开始发展，而江山就在浙干线上这条大通道就渐渐地失去了运输作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仙霞文化古道上，想一想，它留下多少东西。
　　我们仙霞古道的第一景点就是清胡码头。清胡码头在古代最多的时候有6个码头，当时有人形容在江面上船的桅杆就像筷子一样多，每天都是几百只船。我们有句话叫“讲清胡的南海”，所以说清胡的南海是非常出名的。第二个流传下来的景点就是那个现在已经被确定为是江南毛氏发祥地的村庄。
　　这个村庄在历史上出过6个进士，它最近的一位大人物是毛泽东先生。现在我们知道毛氏古宅里面写有4个字“青燕古宅”。这四个字是胡适先生提的。这是江山的第二个景点。
　　第三个是随着自然的进化，留下了很多自然进化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江南山，我们在卡片上都能看到江南山的相貌。江南山是中国丹霞第一奇峰。徐霞客曾经把江南山、雁荡山、黄山和鼎湖山进行了比较，他说那些山也非常奇，但是他们都在藏在山之中没有突显出来，只有江南山是在山之上拔地而起。在江南山上，历代的文人也写下了很多的诗句。第四个景点就是我们的山青湖之村。
　　这个村也在古道边上。这个小村庄完整地保留了中国手工制作瓷器的全套工序。我们国家是瓷器之国，但是手工制作瓷器的工艺在中国现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山清湖之村才保留着全套工序。所以在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占一百多平方米的地方把我们整个村的模型放了上去。
　　第五个景点是我们仙霞古道最？端的戴笠老家。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敏感，外面也不宣传，但是戴笠老家的存在你不可否认。它是在仙霞古道上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戴笠是中国军人的一个头目，这个人是中国情报头目。曾经因为他的手下获得了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听说在美国的西点军校上，有一门课是必上的，就是戴笠的情报课。因为他独特的职业身份，所以当时他在他的老家建了一座房子，但是房子在1942年时被日本人炸平了。日本人派飞机炸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蒋介石的老家，另一个就是戴笠的老家，这说明日本人是很讨厌戴笠的。
　　1943年，戴笠回来以后，就重建了那地方，因为戴笠的职业特点，所以这座房子就能充分地体现他的职业特点，可以说是机关算尽，整个房子设置了各种明门、暗门，明窗和暗窗。我们世界上是没有一座房子是为了逃命而建的，但是他这座房子就是为了逃命而建的，非常独特。戴笠老家过去了就是仙霞关。
　　仙霞关是仙霞山脉中保留的六湖关，这个关是我们通道上最著名的。除了我们江山市之外，很少有地名跟峰有关的。在中国地图上，就只有仙霞关这一个地方。
　　翻过仙霞关就到了廿巴都古镇。为什么叫“廿巴都”呢？因为宋朝时候，他把一个地域按照军队模式来建设，分成一块一块的，叫做一都、二都、三都等等。整个江山分为四个都，分到这个地方刚好“廿巴”就叫做廿巴都，因为江山的“二十”是读“廿”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由血缘关系来缔造的文化，所以整个村庄，整个镇，往往就是一个姓氏，现在我们讲的什么道家府，黄家词，王家镇142个姓氏，有13个，它的建筑风格是浙式、徽式和闽式等多种建筑风格集合起来的，有木雕，石雕，廿巴都的雕楼的精美是全国第一的，而这个地方也留下了很多的民俗，有木偶和蝉灯，等等。因此江山是一个多文化的基地，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的概念就是它的文化不是本土发展出来的，而是外面的文化飘落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通过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的仙霞古道，应该说它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传输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条“仙霞古道”又被称为“通彩之路”。
　　我们知道日本复制了中国，他是怎么复制的呢？从唐朝开始，第一批遣唐使当时在来中国的路上遇上飓风，然后他们的船就停泊在泉州，从泉州上岸，沿着我们的仙霞古道上去，到长安住了19年，把唐朝文化带到了日本。高野山大学的三十多个教授，通过几年的努力，确定了空海之路就是经过我们的。
　　我们仙霞古道在古代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通道，是交通运输、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朝代更递和文化交流等等的重要通道；另一个方面，仙霞古道孕育的历史文化也给予世世代代的江山人以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以古道文化为底蕴的地方性格，江山的性格是勇敢、真诚、重义轻利和敢为人先的，这是江山文化的灵魂和核心的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江山的文化就是仙霞的文化所孕育的。
　　我所汇报的第二个问题是：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我简单的讲一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处不在让我们觉得无从下手，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下手：一、 把文化变成品牌。把文化变成品牌以后，它就有一种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我们以申报工作为把手，积极探索、尝试来推动文化的保护和资源的利用工作。
　　2001年，3月，我们首次申报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同年五月，我们江南山申报成功，成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我们的山青湖之村申报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现在报到了国务院。我们廿巴都古镇申报成为浙江省的历史文化街区。我们还有很多的文物的古迹，我们都在申报。我们一下就申报了四个省一级的单位，当然，我们最大的申报就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的仙霞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要把文化做成品牌。第二：把文化做成共识。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文化必须被所有的老百姓，我们的干部群众所认识。达成共识以后，人们才会去想办法把文化变成一种效益。在这方面上，我们成立了领导小组，进行组织、指导，同时我们在对江山文化进行大讨论和定位的基础上，做了三个规划，这是超前的。第一个规划叫做“江山市总体城市文物建设”；第二“江山市文化溶入旅游发展的纲要”；第三“江山文化溶入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纲要”；以这三个纲要来指导我们统领全市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说，社会经济所有的发展，都必须在文化的统领下来开展的，而不是经济做经济的。首先应该以文化来统领。第三件事是把文化变成产品。把看不见，看不清楚的文化，也就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有经济效益的产品。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把很多书籍进行整理、出版。我们现在已经出版的像《廿巴都—一个在大山里的梦》、《古道苍桑2000年》等等这些刊物，反响都非常好。这些就是把文化变成产品。我们也把毛凯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叫“江山本色”，写他清正为官的故事，这是一台大型的历史剧。我们还做了廿巴都舞蹈，这个舞蹈参加了第七届艺术节的开幕式表演，获得了金奖。这样，我们历史文化的很多东西就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感受、看得见、有效益的东西。我们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使我们获得了多种效益。
　（1）大大地提高了江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们围绕文化产品设计的一些宣传方案成效很理想，也使我们城市的形象变得很美好。
　（2）我们江山的群众对于江山文化的认同感大大提高。过去我们江山人对这些文化没有了解，但是现在不会了，问问老百姓，他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这种认同感和荣誉感的增强会使我们更有生机，也使我们城市经济更好发展。
　（3）我们旅游的兴起引导了民间的参与，使我们文物保护经费不足问题得到了解决。以前缺乏文物保护的经费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后来经过了文化部门的宣传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旅游的兴起是我们的锐马，我们仙霞关的几期修复都是民间出资的。
　（4）我们旅游资源的优势已经开始转化成旅游产品的优势。旅游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2001到2004年，我们旅游产业的收入每年？ 今年的旅游收入到达了1个亿。
　　我们的优势就是旅游资源的优势。旅游资源的优势已经开始转化成旅游产品的优势，旅游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2001—2004年，我市的旅游收入每年按50％的速度在增长，今年的旅游收入可以达到5个亿，游客的总量可以突破一百万。这些实际情况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得益彰和共同发展。如何做好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篇文章，我从下面四点进行讲述。做文化千万不能急功近利，第一，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不断发现、挖掘、整理和弘扬的过程。文化价值的差异性，使得当地人一般无法了解当地的文化价值，一定是外面的人来了解当地的文化价值。（录音中断）
　　马惠娣：我们何市长的口才极好，当然得益于她深厚的文学功底，用她精彩的、动人的对于江山市的描绘，吸引了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曾参加过城市文化的论证工作，人们往往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我觉得人们大多把文化作为一个招牌，或者是一块“敲门砖”，经济唱上戏之后，文化便被踢到一边。应该说经济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两者不能分离、而是相互依赖。但是，我们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倾向——用金钱遮蔽文化，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何保护我们文化的个性、用文化统领城市的发展。何市长的演讲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何市长说，做文化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城市文化的个性决定城市文化的价值。我们希望这句话成为所有城市领导的共识。在此向她表示敬意。
　　下面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方李莉博士。她同时也是全国艺术人类学协会的会长，也是这个学科的带头人，我们要向她感谢的是，她在来之前，腿扭伤了的，但是她被江山市深厚的人文文化和历史吸引了。她今天要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寻找文化的记忆。
　　方李莉博士：首先要讲的是记忆的问题。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就是人不仅要生存，还要有历史的记忆，要在记忆当中不断反思自己，而且要不断地激励自己。记忆对人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记忆历史的方法有几种，第一是文献式的，这就是写在书上的历史；另外一种是藏在文物里面的，包括人文景观、也包括古城、古镇、古乡村里面的，这是一本写在大地上的书，是大地的记忆；还有一种是大家口头传诵的，是世世代代真传的民间的习俗及语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本写在人们心里的书。我们很可能会对前面的两种记忆关注得多一点，对人们心灵的记忆关注得少一点，不过大家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是学人类学的，所以更注重第三种关注。城市是记忆历史的载体，世界上所有的名城都是有丰厚历史的城市，没有历史的城市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名城的。不同的历史记忆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特征，甚至城市的生命、城市生命的印记。城市就像人一样，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有自己的面貌，也会像人一样成长。人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他的形貌不会变化，灵魂不会变化。一个城市可以发展、可以变化，但是他的内在的精神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内在的生命是不会变的。如果一个城市的内在的生命和精神变了，那么这座城市也将不复存在。他将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城市。当然，人们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在农业社会是没有这样的认识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节奏比较缓慢，城市的变化非常缓慢；到了工业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了，城市的变化也日新月异，尤其是在中国。所以人们现在正在反思在工业社会人们所面临的几大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而对自然的漠视，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无生命的、任由我们开采的物质世界，这样做造成的结果就是自然生态被破坏，空气被污染。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报复。前不久的东南亚的海啸、美国的飓风，我们中国的发大水、泥石流等等，我们现在正在遭受着大自然给我们的报应。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还让人们对一个东西漠视——漠视历史、漠视文物景点，漠视传统，所以当时人们提出与传统隔绝、反传统的口号。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但在中国尤其如此。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不过在这几年有所转向。在解放以后，有一个口号叫“破四旧，立四新；打破就世界，建立新世界”。这种破坏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是对文物的破坏，包括对城市建筑的破坏，对人文景观的破坏。在精神层面上的破坏就更多了，包括对传统的价值观的破坏，传统道德的破坏，传统礼仪的破坏。这种破坏可以说是非常错误的。不过在世界上这种破坏也是到处存在的，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人文历史景观，但在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却很少可以看到有文化传统的历史城市，在我们国家就很少可以看到原滋原味的传统的古老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调整我们对未来的策划。这种调整是人类遇到了非常大的困境，已经到了不调整不行的地步了所作出的。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讲，我们地球已经是满目沧桑了，如果我们再不调整，可能经济无法发展；如果我们继续破坏自然资源，不断地消费、生产，那么我们的地球的生命不会太长。另外，文化的霸权让很多国家发生战争，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恐怖事件。例如发生在俄国车臣的一些恐怖事件。二十一世纪并不是一个非常太平的世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人类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发展方向，也许我们会面临第二次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寻找到了一种古老的艺术，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产生人文主义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寻找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现在是另外一个时期，我们要重新找回我们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仅是古罗马的，而是每个民族的、每个地方的。通过这场记忆的寻找，可能我们会重新建立起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结构入情入理了变化，人们从以前的资本经济进入了知识经济。经济发展的支柱，我想有两个支柱，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产业。联合国提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是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不仅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人文资源。人文资源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今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在于他的高科技有多发展，他的自然资源有多丰富，还会包括他的人文资源有多深厚、有多丰富。曾有一个韩国学者来说，中国发展经济是很有实力的，因为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深厚的文化在里面，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没有中断过的。但是对于这种资源我们也要明白到，我们要好好地去认识他、整理他、保护他、利用他，如果我们不善于保护、利用，那么我们拥有的资源也会流失掉。
　　这种人文资源今后会成为我们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砝码。旅游业会给一个城市带来发展、带来盈利，但是旅游业也要讲究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讲究可持续发展，会给地方的文物资源带来很大的破坏。今后在发展旅游时一定要把保护放在前面，让文物资源能够可持续发展。像周庄，它在发展旅游的时候就没有注意保护，现在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应该有自己的融合力、凝聚力。日本在战后曾出现全国全盘西化的现象，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做有些城市根本无法发展，所以他们开始在每个城市设立一个节日，这个节日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一天，市民们要追忆城市的历史和历史人物，通过这种追忆来推动城市的凝聚力和城市的发展。他们以街道为主，每个街道都有人们包括老人和小孩推着一辆车，车里放着城市的一些图片和雕塑等在街上行走。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对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精神所在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在文化保护的过程当中要由政府来主导，学者来策划，还要有民众的参与，如果一种文化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城市的发展要把人们的精神与物质统一起来。文化保护并不是为保护而保护，文化保护是为了调整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的传统文化可能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如果把这个基础破坏掉，那我们就无法再发展下去。所以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寻找文化的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寻找文化的记忆不是让我们沉湎在记忆当中，而是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将来，更远的未来，包括这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人民的未来。
　　马惠娣：感谢方李莉博士，她从她的专业出发，她给了我们那么多的记忆——心理的记忆、大地的记忆、文物的记忆、历史的记忆。现在我们更要寻找的是我们心灵的记忆。方博士说寻找历史不是我们沉湎于历史，而是放眼未来。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怎么会有未来？从人类学的角度，寻找文化的记忆给我们做城市文化主题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谢谢方博士。
　　下面请黑龙江大学文化历史旅游学院的胡凡教授发言。
　　胡凡教授：对于城市文化，我是缺少认识的。我以往比较关注中国文化学，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文化学基本理论的题目，就是文化与文明概念的界定新论。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在文化与文明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种状况，这就是什么人都在研究，都在谈论文化，谈论文明。但他们互相之间的概念是不同的。缺少一个最基本的，能在同一个尺度下的讨论的概念。
　　在文化研究过程当中，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大家都进行了很多的界定。有人总结了，说有200多种。那么究竟要怎样看待文化和文明的基本概念呢？我对文化概念的界定，简单说，我把它概括成三个体系和一个过程。
　　我认为文化是在人类语言、文字和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全部知识体系，它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和人文、社会的知识体系，全部知识体系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它的共化，以及受这些知识体系影响所形成的价值体系的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体现。还包括在这些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所形成的征服自然的生产工具体系和管理人类社会的制度工具体系。他们都包含静态的积累和动态的创造两个方面。这三个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工具体系{既包括自然科学的生成工具体系、也包括社会的制度工具体系}）。人类要进步发展就离不开这三个体系。我们可以把工具体系的积累和传承看成是一个过程，积累和创造是这个过程的两端。居于中间的是积累起来的各种文化成果及其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工具体系的学习，并把它用于指导，也就是受教育。这正是文化体系的正式体现。所以说，文化的过程就是把上一代的人所创造并留下的各种文化成果传授给下一代人。又由下一代人用自己的创造性充实它，丰富它，再传给下一代人。由此不断地累积，创造和传承下去，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是很难以理解文化的深刻含义的。这是我对文化基本概念的界定。
　　对文明我是这样认识的：文明是用文化成果凝聚而成的。它是人类文化在各个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社会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客观实在和外观现实。我把它作了三个层面的分析：
　1 它必须有客观的物质和实在物为标记。文明必须有实在物，有村落、城镇、民族、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等。
　2 它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生产工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社会体系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发展到质变的前提。
　3 它必须有为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并通过语言、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各种社会制度加与表现。这是我对文明的基本界定。
　　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我觉得对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把握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工具体系的传承。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把握了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就可以对人类以往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马惠娣：胡老师是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来讲述城市的。其实他的论文很长，他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已经看过了。当今文化就跟休闲一样，无处不在，我们如何真正地认识文化和文明？今天胡凡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最概括性的解释。感兴趣的同志还可以跟胡教授在下面交流。
　　下面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所研究员摩罗先生，因为他本身是搞文学批判的，在国内的这个领域也很有影响。他的发言是：当代城市文化批判。
　　摩罗先生：其实批判谈不上，我觉得我对城市文化可能有一个较独特的理解。我是在乡村出生，在乡村长大的，而且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也特别长。来到城市之后，我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来体会城市生活的，有一些自己的感受，这些感受可能跟城市文化有某种冲突之处。要说批判也未尝不可，但是我的本意是并不在批判。
　　我在乡村生活到三十几岁，再来到城市生活，我生活过的两个城市，在中国来说也是城市化最明显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一是北京。我在北京生活的地区叫做万金小区，是北京市东北角的一个小区。它的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规划的人口是60万人口，当年指定规划时号称是亚洲第一大小区。相对江山市17平方公里，却只有11万人口来说是这个小区太大了。所以说在大城市生活跟在小城市或乡村生活是很不同的。城市生活的“质量”是很低的。在我们的万金小区，才有一个小小的公园，此外就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了。而且万金小区是高楼区，基本上都是20多层的。在那里你每到一个地方，看到的都是钢筋和混凝土。我感觉这完全是一种非人的住所，你看不到人情，感受不到人气，也看不到稍微大一点的天空。带孩子晚上出去看月亮、看星星几乎都是很难的。因为在那个灯光条件下，根本就看不到。
　　一方面我不喜欢这种生活，另一方面，我对城里的孩子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也就是——怜悯。因为孩子就是在城里这么一个远离自然，远离生命的自然环境长大的。城里长大的孩子很可能很难领悟到生命究竟是什么？就像方老师刚才强调的自然跟生命的某种关系，他们是很难能领悟到的。城市长大的孩子不但脱离自然，他们也很难体会生命。因为他们只认识一种动物——人。尽管在书上、动物园里也能见到其他的动物，但是这和你在乡村环境里跟动物相处是很不一样的。有些动物虽然不能相处，如老虎狮子等等，但通过传说你总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乡村孩子长期跟这些生命相处，他们懂得了生命是什么，世界是什么。
　　而城里的孩子跟生命没有机会相处，他们对生命、自然的理解是很狭窄的，连日出、日落和星星都看不到。在这么一个生活状态下，人已经不是一般的生活质量在下降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在不断地退化。
　　尽管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前途。城市跟乡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介于人类在城市化机制的这么一个实际情况下讨论城市与文化，是带有探究人类文化和生命前途的韵味的。就是在这么一个纬度上，我们的探讨也是令人悲观的。
　　城市化对人类来讲是非常短的一段历史，一般来说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而这个历史恰恰是人类的生命不断走向衰退的历史。这个衰退过程也正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人在建立国家之后，走上城市化之后，人文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人把自己看得非常了不起，无比高大。于是在地球建立一种以人为权利核心的生命秩序。这个秩序建立之后，人跟地球上其他的存在物就逐步对立了。人在城市化之后，这种对立，这种藐视自然思想太强大了。以至于到现在，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就说要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和宇宙。人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不知道自己是地球上千千万万中物种之一，也忘了在宇宙之间，地球也是非常渺小的，所以说人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逐步丧失生命原来含义的过程，是宇宙间一个生命体系在逐渐脱节的过程，在主观上脱节的过程，虽然它并不能逃脱宇宙。刚才发言者提到，现在大自然对过于猖狂的举动进行了报复，这个报复本身就体现了宇宙生命体系是有某种逻辑的。但人类自己却不太认可这个逻辑。
　　现在我们中国在一边倒地探讨城市化问题，用整个心思和所有精力向往城市化，但这个结果和过程恰好是生命不断受到损害的过程，而且这个伤害是自我伤害。通过城市的高密度生活来实现人的社会化，这只是人性要求的一种，但人类这种要求膨胀得太大了，压抑了跟其他生命相处、跟自然和谐一致和跟宇宙逻辑相符等的要求。
　　所以我对城市化的这种过程是保持一种无奈和悲观的心态的。我用一种方式来排遣自己的这种无奈——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够造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马惠娣：摩罗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我们的现代城市进行了批判。其实学术界的批判是指反思和反省的意思。摩罗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体会大城市的生活，他以他居住社区的环境为例，讲到城市的拥挤不堪，讲到人与自然的分离，讲到人性的退化。这的确是城市的现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切实地体会到。他给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生命价值、生命尊严，人与其他生命的感受能力的退化，令人深省。
　　下面请中国城市经济协会的秘书长张巨功先生作演讲，他的题目是：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
　　张巨功先生：我结合经济现象和文化思考作交流。文化是撑起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力，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建设也是一种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文化建设的构思也在不断实行，包括中央的政策也提及这方面的内容，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我们文化建设，也是进行城市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精神。我们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思路，来思考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下面结合具体例子谈谈我的看法。
　　在广东某一工厂，有个名叫阿星的农民工因为旷工一天结果被厂主开除。于是这名打工仔用刀砍死了厂主，而后就到了深圳，打电话向曾采访他的记者咨询。毫无疑问，等待阿星的将是法律的尊严与正义。但是没有人被这个小小的杀人犯在几年前所走的正义之道的简单历程所震撼。这个小孩出身于广西的一个偏僻贫困的农村家庭，到了深圳后社会的黑帮想利用他去抢劫，去做坏事，但是他始终没有受唆使，一直待在工厂打工。宁愿一天干12小时只有3元的工资报酬的活，他也不愿同流合污。他说要自己好好干，干出一条路来，因此他被记者采访了。可是半年后他却坐到了牢房。这就是农民工的宿命吗?二十年来中国的GDP不断增高，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是以一千万工人的血汗甚至是以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但是从阿星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才是导致悲剧出现的根本原因。他天天坚持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却只有3元钱。就只是有一天矿工了，等待他的却是被开除的结果。在遇到这些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记者采访他时，他说：“在我们看来城里人就像高楼，我们底下的人在下面仰望，连帽子都掉下来了也看不到人样。”我们知道人拥有基本的教育权利、基本生活权益、基本福利、维护个人权利和捍卫个人尊严是符合现代文明建设要求的。阿星在受了很多不平等待遇下，如工资低微、工作时间长和拖欠工资等，始终没有放弃这份工作。但是因为旷工一天而被开除他开始不满，当他默默地收拾衣服准备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如果不是工厂主管跑来痛斥他一把，伤害他作为人的最后尊严，也许他还会忍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前途暗淡，希望渺茫的新的生活。但是这位主管对他的侮辱，让他现出反抗的一面。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建设理念，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未能注入更加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公正，那么我们国家面临的将是一种不堪的局面。这个孩子说了，如果有下辈子，他将不再生活在那里。这是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声音。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来凝聚人，教育人，在这一点上，党中央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最感兴趣的是目前中央在建设当中，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现象创造得特别出色，同时提出一个政策：宣布免收农业税。这样的一个政策可是说是建国以来，甚至是更长时间以来，都没有的。我知道，农民的农业劳动是一个半义务的劳动，农民用自己的生命价值使社会化工业发展起来，强大了工业体系，与国家建成了一个全民的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农民有了一个得不到保证，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险，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理念。我觉得这样的政策真正体现了为人民的精神，我们的劳会长说我们要真正的研究社会经济，在中国首先要研究农村。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离不开农民。我们现在的产业工人中75%是从农村来的。我们在城市里工作，我们抓城市建设，要关注现在的农村、农民。中央提出提高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通过关注这一点，我想到随着城市化竞争加快，城市里的个人企业相当一部分要破产，相当一部分工人生活在城市的最低层，正是这一批人现在是城市的批判人物，而为了提防这个问题的发生，就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比如说对高收入的那一部分人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管理。提高城市的社会保障，从而保障城市的贫困阶层能够有正常的生活。在城市化建设当中能够保持两千年文化的繁荣发展，这样我觉得体现了人为构建文化社会的发展观。通过宣传，文化的凝聚更加强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两天我到江苏工作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一个现象，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一体化的社会，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的同志提出这是改革政治的结果，这是一个观点。还有一个观点是关于现在的腐败现象。这两个现象影响到关于用什么样的文化凝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要提出一个城市贫富差异大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贫富差异拉大的事实，也要看到这种拉大是现代社会体制进程中必然的现象。我们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去。市场经济体制有两种，一种靠的是非价值。社会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或完全转成国家的财富，这走的是国家主义；或转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去。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我们不能否认有相当的一部分资产是私人占有的。这私人占有的基础更加调动人的生产力。如果没有贫富差距的拉大，那资本最后总不能够实现完全由国家占有，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私人利益的存在。再一个现象就是腐败现象，我在太原曾经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在太原有不少的公司的职工给我打电话，流着眼泪说工厂破产了。这种现象就是好好的一个工厂由于腐败分子把必要的费用资产减低到最低的程度，把资产放进私人的囊袋了产生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腐败现象。我有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的工厂按照原来的体制必不能创造更大的财富。而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对腐败问题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的。这些工厂现在如果腐败了，那么工人的积极性不便于调动。如果我们转化了变成个人所有，那也就不会有腐败了，这是一些人的想法。我认为把工厂转卖给有实际竞争力的个人，要是他确实能够把工厂经营起来，变成有生气，有生命力的厂，是能够把生产要素调动起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如果腐败继续延续下去，仍然是工厂破产的状态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我们有些当中有人可以去研究，再聚会时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马惠娣女士：张秘书长的演讲很实证，他从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入手，让我们思考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在处理农村和城市，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从维护人权，维护人的尊严的角度，对建设平等的社会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关于城市发展的讨论更接近实际，更有针对性。后面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城乡两极分化和贫富两极分化，还有腐败问题，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这更促进了我们对城市发展问题的了解。在此谢谢张秘书。
　　最后请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卢志文校长发言。
　　卢志文校长：参加这个会议看到的是“休闲”两个字，我们集团有25000名学生，可是我深深地感到我们中国的孩子不会休闲。中国人把休闲当作堕落的态度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那么我们现对教育现状进行改革有了一个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孩子缺少修养，缺少多方面发展的空间。孩子们常常是“两眼一睁学到熄灯，熄了灯睡直身”。宿舍的孩子是晚上十一熄灯就有宿管员跟班主任去查。那个宿舍的孩子都是不敢讲话的。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我们的家长就是在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当中去判断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于是他们为了防止这种乱，不惜死管，直至管死。这就是我们今天孩子的现实。这些孩子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两难当中徘徊，没有想过这是否是正常的生活。
　　但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们无所事事，无事生非，无限沉溺。为什么不能正确地对待休闲呢，为什么不能建立正确的休闲的价值观，为什么不能建立正确的闲暇的目标和态度，为什么不能培养孩子一定的闲暇的知识跟技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从去年开始编了一套关于闲暇的教材，今年我们将作为一个课程来开设。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行为引起一些社会反响，实实在在地探索可循的路径，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一直认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发扬是离不开教育的。当我们在编教材《礼仪》的时候，我们就为应该如何称呼这个问题，组织不同的人研究了很多次，感到很痛苦。所以刚才听了刘老师的发言之后，我感到很感兴趣，不知道我们的专家能不能塑造出这样一个体系出来，然后我们再努力地在现实当中推广，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公关的层面上多做一些事。
　　马惠娣：卢校长的讲话很振奋人心，也很让人激动。其实城市文化的核心是教育。想一想吧，美国是当今社会上科学技术创新，当然也包括它其他方面其能力最强的国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科学上一些技术、工程、管理的强大，但事实上它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也是很强的。下午的会上将有代表专门阐释大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
　　大会发言都结束了，现在把于光远先生为大会写来的书面发言宣读一下。于老是城市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原来打算来开会的，但考虑到来江山交通的确很不便，我们就建议92岁高龄的于老只听汇报吧。
　　于老的书面发言题目是：“关于文化与城市发展的研究四点建议”。他说，“前几年的休闲会议都是在北京开的，每次我都会参加。今年的会议安排在浙江省江山市召开。因为种种原因，我不能出席，很是抱歉”。这是他表示他不能来参加会议的遗憾的心情。我主要是把这四个建议说一下。第一个建议，做现代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一是做中外的研究，一是做中国历史跟现代的研究，纵的与横的比较；第二点，建议探讨城市发展指标的问题；第三点，在关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特别要关注生活方式的研究；第四个建议是，研究现代城市中人的休闲娱乐的特点。

　　（详细内容将另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