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与本体性安全：留给未来的一面镜子
——剑桥大学遗产研究研讨会纪要
马惠娣
（2026年5月12日）
由剑桥大学遗产研究中心与日本塞斯博瑞艺术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以“遗产与本体性安全”为主题的第26届剑桥遗产研讨会于2026年5月8-9日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校区内的麦克唐纳楼举行。参会人员来自不同国家约60位学者和研究者。有20位遗产、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另有12个海报被展出。演讲者围绕研讨会主题，以不同视角叙事、揭示、阐释遗产与本体性安全的历史、现场、在场等问题。呈现多元化、多样化、交叉化、跨文化和跨学科性等特点。
1、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百分之七十的演讲者都重点参引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本体性安全”的理论。这一理论正式出版于1991年，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本体性安全（也可以理解为存在性安全，或本体安全感）指的是个体对“自我认同”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基本信任。与哲学讨论的本体性有区别，但也有某些联系。“本体性安全”提醒我们：人不是纯粹的理性动物，是由惯习而养成。其理论价值，在于为个体和社区提供了一种“不必时刻警惕”的心理防线。本次研讨会聚焦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对遗产、冲突中的遗产保护和国际条约、灾后重建、社区当代性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如今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挑战，诸如气候变化、科技颠覆性的发展、全球化中的险象环生，生产与生活快节奏变化、良莠杂糅的过载信息等等都在削弱传统本体性安全的来源。这一主题的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共识、共情与共鸣，也足见剑桥遗产研究的前瞻性、现实性和学术的“现场参与性”。
2、讨论话题的多元、开放、包容。绝大多数参会者都有考古学、人类学或遗产研究的学术背景，基本上都完成了博士学业，或正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两天会议有七组发言，涉及多个议题。主要集中在艺术、战争遗址、历史记忆，以及遗产研究方法等方面。共有二十位博士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课题；另有两个主题报告。发言者从不同视角关注了战争遗迹问题。比如叙事“慰安妇”伤痛记忆；“一百余年前旅顺港被占领”；“南京大屠杀”；“朝鲜战争”；“帕劳一、二战时期的历史遗迹考古”；艺术作品中的“战争题材”；对南斯拉夫时代历史记忆的再思考；对战争中遗产遭到损毁的痛彻；前苏联时期留下的文化伤痕；对遗产商业化后的忧虑；等等。也有另外的话题，比如，“三星堆保护”的问题；足球文化遗产对社会连接、社会认同，以及自我价值的认同。还有人类学研究与工具方法；剑桥遗产研究中心主任罗斯博士通过艺术作品的赏析，阐释了遗产研究的韧性、开放性和正义性。在展出的十二份海报中，有意大利、日本、印度、中国、肯尼亚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博士提供的思想框架，涉及的内容，包括艺术、手工、自然生态和活态遗产保护等。
3、人类学工具方法的再认识。这个主题强调遗产开发和保护中的流转、感官、杂糅性与脆弱性。主讲者认为：传统的 EIA（环境影响评价）或 HIA（遗产影响评估）方法具有局限性，因为它们往往倾向于量化或静态描述。因此，建议分四步走：第一步：绘制“关系网络”，而非仅有“资产清单”；第二步：绘制“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确定与这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如果生态供应链切断，记忆是否还能存续？特别值得关注。第三步：进行“感官基线”记录（Sensory Baseline），基于“感官认识论”，仅依靠视觉图纸是不够的，应包括听觉、嗅觉、触觉，建立一个“感官阈值”。识别系统中的“关键存在物”（Keystone Actors）——它们的消失会导致系统崩塌，这比建筑拆除更具破坏性。第四步：评估“代谢中断”而非“物理破坏”，其目的是：预警“生态美化”（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即空间看起来很像“遗产”，但内部的生命网络已被替换。这部分研究专业性很强，但对跨学科研究路径具有启发性。
4、回归研讨的本质，秉持理性质疑的传统。本次研讨会恪守“Symposium”的学术内核：突出专业性、互动性、小众性、深研性和摒弃繁文缛节。开幕式仅由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莉莲娜博士致五分钟简短欢迎辞。议程的设置摆脱形式化，坚持学术平等性。各场次由剑桥大学博士生轮流担任主持，引导提问、激发辩论与总结概括；还有“师生时间平等、超时必截”的机制。有效捍卫了始于古希腊，兴盛于中世纪，并弘扬于英国教育传统中批判和质疑的传统。剑桥大学将“热烈讨论”贯穿始终。无论是分组报告还是海报展示，质疑与回应环环相扣。闭幕式也打破单向总结模式，而由专家与青年教职共同引导与会者提问、评论与总结，充分吸收大家的思想成果。
5、剑桥大学遗产研究中心的学术版图。该中心虽仅成立二十六载，历史尚短，却已深度介入全球及英国遗产保护政策制定与评估体系构建之中，学术影响力不容小觑。中心主任罗斯博士（Dr. Ross）当前主持的新项目为 “遗产生态系统”（Heritage Ecosystems），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该研究聚焦于“人”与“场所”（Place）的互动关系，致力于研发“遗产生态系统影响评估”（HEIA）工具，旨在量化环境在构建与维系社区认同感中的深层作用。在此背景下，“活态遗产的式微与本体性安全：菜市场作为关系空间的思考——基于中国菜市场的考察”被关注，并以海报形式展出。这一选题大概与该中心新启动的项目形成了某种呼应，体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议题的契合和剑桥大学一贯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治学精神。
6、学术使命与责任。剑桥教授向来注重实绩，不虚设头衔。本次会议中拥有教授职称的学者不多，会议名单里仅有四位，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想到此处，心中颇多感慨。因此，在研讨会的最后环节，我决定起身发言。在向主办方表达感谢之后，我谈了自己的收获和独自的思考。“我认为可将本体性与安全性作为两个独立概念来理解。个体、社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安危，最终系于每一个体的道德、责任、包容与联结。唯有凸显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安全感才能真正扎根。遗产贯通历史、当下与未来，具有流动的特性。遗产的最高价值在于“以史为鉴”，而我们今日所躬身实践的真、善、美，便是留给未来的珍贵遗产。我对斯洛文尼亚学者妮娜博士的研究尤为赞赏。她展示了这样一个奇迹：即便当年身处苏联体系的巨大辐射之下，斯洛文尼亚人民仍奇迹般地守护了团结、友善与社会联结的火种，共同担起了国家的安全责任。遗产的本质绝非仅是对过往的静默探查，而是架起当下与未来的精神支柱。”这番话意外地引发了在场同仁的共鸣，并给予了共情的掌声。会后妮娜博士发来电子邮件，表达了她的谢意。她说，这段关于“遗产本质”的阐释，对她正在完成的博士论文意义重大。
概语：剑桥大学始创于 1209 年，其拉丁语校训为 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内涵远非“启蒙与智慧”所能概括。我理解这句校训的真义是：昭示教育之神圣天职，烛照世人对真理的虔敬求索。透过本次跨学科研讨会，既见证了剑桥追求真理、立德树人的大学精神，也深化了对遗产价值的认知。遗产不仅是承载人类历史的物理空间，更是在历史的试错、纠错、反思与幸存中不断演进的精神载体。无论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微观系统的有机联结，其存续与发展都与人类和平、社会韧性及良性互动所维系的本体性安全密不可分。基于此 ——
1，遗产与本体性安全的关系。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依托稳定的时空坐标，才能对抗存在的碎片化、离散化。遗产是“时间的具身化”——它把抽象的线性时间，转化为可触摸的空间、可参与的实践、可共享的记忆，本质上是把“流动的现在”链接在“连贯的过去”和“已来的未来”，避免人类被社会变迁和技术迭代坠入“无根基之中”。
2，“关系本体论”重构遗产价值。传统遗产研究认为：“遗产是主体（人）认识的客体（物）”，但研讨会中提到的“行动者网络”“感官基线”“代谢中断”，却指向遗产的本质是“人-物-场-境”的关系集合。一座老菜市场消失，不是少了一个交易空间，而是切断了买卖双方的信任链、城市与乡村的产销链、代际之间的生活经验传递链；战争遗址的意义也不是“陈列伤痛”，而是让不同群体在共同的记忆叙事里，确认“我们该如何共处”的关系契约。从这个角度说，遗产的“本体性安全”功能，本质上是维系人类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根基——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其安全感永远来自和他人、和历史、和自然稳定联结的能力。
3.“未来责任伦理”的遗产实践指向。遗产不是简单的“回溯性”，而是“前瞻性”。当我们从遗产的视角凝视战争、艺术、城市、生态、建筑的时候，本质上是在给未来预留“选择的余地”——如果拆光了所有老市集、抹除了所有争议性的历史记忆、替换了所有原生生态，未来的人就模糊了对“我们曾经如何生活、曾经犯过什么错、曾经拥有过什么可能性”的理解，相当于剥夺了人类在历史中确认自身位置的资格。这使得遗产“对未来他者的责任”（约纳斯《责任原理》）具有了深沉的伦理扩展。
“以史为鉴”，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让过去成为未来的“可能性储备”：剑桥大学八百余年没有围墙，而精神传统并未因此而丢失；英国市集千年未绝，是因为它们始终在回应人对自然的连接、对生活烟火、对生存确定性的守护；英国在殖民时期对他国的掠夺而展现出的反省，让“日不落的帝国”仍留余晖。遗产的深意，是留给未来一面“人该如何存在”的镜子。
附录：我的摘要和海报
The Decline of Living Heritage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Open-Air Markets as Relational Spac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cline of Open-Air Markets in China
Huidi Ma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street markets marks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Beyond a shift in commercial form, it undermines the foundations of urban ontological security embedded in routine social practices. Drawing on Anthony Giddens’ theory of modernity, this paper conceptualizes street markets as “relational spaces” that sustain everyday routines, embodied trust, and localize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xamines how their systematic deconstruction generates existential anxiety within the urban fabric.
he study argues that spatial relations are grounded in long-term cultural bonds of stability, trust, and security, formed through repeated human–place interactions. The erosion of these relations is driven by two intertwined forces: technological capital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Fresh-food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chain supermarkets promote de-localized consumption models that strip everyday life of social interaction, local knowledge, and ecological connection. Simultaneously, administrative discourse stigmatizes street markets as “dirty, chaotic, and substandard,” while spatial interventions dismantle informal economies and urban–rural reciprocity networks. Together, these forces accelerate the disappearance of street markets as living heritage embedded in daily practice.
This process weakens ontological security—understood by Giddens as reliance on the continu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daily routines—thereby producing feelings of rootlessness and pervasive existential anxiety. The temporary resurgence of street marke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evealed their latent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affective value in moments of crisi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cline of open-air markets reflects both insufficient recognition of heritage value and a neglect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urban policy. By clarifying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living heritage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and reconstructing relational spaces, offering theoretical insigh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balancing modernization with social cohes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Protecting street markets ultimately means preserving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 and shared site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Keywords: open-air markets; living heritage; relational space; ontological security;
urbanization; existential anxiety
Poster：
  
（上述照片由左至右：提交会议的海报，海报展示区，与斯洛文尼亚社会科学院博士妮娜合影；下图是妮娜会后发来的邮件，原文：Nina here from Slovenia, Ljubljana - I just wanted to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wonderful time we had in Cambridge and for getting to know you.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on the exceptional work you’re doing. I hope we’ll see each other so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words you have shared with me. They mean a lot to me. As we’ve both realized, the future lies in friendship - I’m sure the two of us will remain friends forever.）
附记
第一，关于英国市集（Market & Fair）的传统力量与社会功能
会后，我先后对伦敦、剑桥及东吉利海峡沿岸多个小城的市集进行了实地游览与考察。印象深刻的是：市集在英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部分起源可追溯至近千年前（如“伦敦眼”周边的博罗市场，可追溯至11世纪）。即便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速发展中，绝大多数市集仍被保留，且在空间布局上多位于城市中心广场，在小城中尤为凸显。这种“中心化”的城市规划，实质上保留了人与自然连接的通道，便利了城市生活，融合了城乡文脉，缩短了产销链条，确保食材新鲜链。从考察的十余个市集来看，英国市集管理水准相当高，体现了对市场参与者与市民生活需求的双重人文关怀；市集本身已成为城市活态文化遗产与历史风景线，是当代经济发展与就业的重要通道（未直接搜集到相关数据）。
第二，市集的国际化与文化交融
英国市集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无论都市或小城，均可见来自中、韩、日、印、泰、土、墨、阿拉伯等国的特色食品摊档。这折射出文化传播中“饮食传播”路径的重要性。在剑桥国王学院前的广场，我观察到来自中国山东的“煎饼”摊点，摊主提及当地人接受度很高，认为其物美价廉且营养丰富。在诺维奇市政厅广场，一位经营二十年的湖南籍摊主售卖的中国炒饭、辣子鸡丁、古老肉等，很受当地人青睐。周边虽有货品齐全的现代超市，但当地民众仍偏爱市集食物中独特的烟火气氛围。许多人与摊主建立了长期信任关系，餐饮因而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山东煎饼摊主十年、湖南妹子二十年的经营历程表明，确保品质、味道独特、货真价实与童叟无欺，是维系彼此信任与社会连接的基石。这也印证了市集作为“跨文化触摸区”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价值。
第三，英国历史遗产与“活态档案”相映成辉
英国虽非文明古国，却是历史遗迹与文物收藏、保护体系极为完善的国家首席。大英博物馆藏有来自古埃及、古希腊、两河流域、古中国、古印度等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甚至当年马克思、圣西门等思想大家的坐席依然被保留。目前，虽其殖民背景下的文物归属问题尚存争议，但其馆藏规模与保护体系为世界之最不容置疑。在大英图书馆，可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原始文字记录，藏有最早现代出版物《莎士比亚》第一开本、《圣经》第一个版本、第一张乐谱，还有最新科技成果列展，馆藏超1亿件。可以读到当天的书报、博客、视频等。此外，即便是当下的“遗迹”也在被记录，如“钱币馆”收藏近百年来多国钱币。这种将“当下”即时纳入遗产档案的做法，体现了极强的遗产延续性意识。图书馆、博物馆、大型公园等等作为公共空间，几乎全部免费开放。络绎不绝的本国与外国游客不仅大开眼界，也体验到多元的文化遗产。剑桥大学的“塞德威克地球博物馆”（Sedgwick Museum of Earth Sciences）、“极地博物馆”（Polar Museum）、“人类与考古博物馆”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A），均坐落于唐宁学院校区内，全部免费开放。虽然不是规模宏大，却专业性、科普性很强。我在“地质博物馆”才得知达尔文不仅是生物进化论的缔造者，也是地球地质科学的创立者。
第四，剑桥大学作为文化遗产与教育精神共生的范本
剑桥大学本身是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绝佳范例。剑桥第一所学校建于13世纪初（1209年），此后陆续建成31个学院（如国王学院、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克莱尔学院、唐宁学院等），培养了牛顿、达尔文、霍金等科学巨匠及百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学院自治制的传统延续至今；所有历史建筑均得到精心维护，校园内古树参天、草坪如茵，氛围古朴而庄重。这里拥有保存完好的庞大图书馆系统，还有存续150年的现代书店，文化庄严感浸润日常。国王学院内的康桥侧畔立有徐志摩《再别康桥》诗句碑。康河上的“撑篙（Punting）”运动，以及与牛津大学的划船赛，学生被鼓励参与社会服务，不断重塑大学精神与理念。文化遗产在此历久弥新，精神传统日异生辉。英国大学传统上无围墙，但如今随着旅游业发展，现多校园限时开放；五月，是学生们的期末或毕业季，多数学院挂出“谢绝入内”的标牌。国王学院，仅开放有限区域，得以入内观览。
第五，自然主义传统与城乡规划的独特性
英国是浪漫主义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十八世纪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1789），以书信体记录乡村生态，开创英国自然文学传统。同时期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主张“自然即道德导师”，将自然视为心灵治愈的力量。十九世纪末，社会改革家也是城市规划大师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出版《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提出“城乡磁体”（Town-Country Magnet），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经典纲领。如今，邱园（Kew Gardens）提出“世界的未来是植物学的”等等。这些思想塑造了无处不在的田园风光，自然文化双遗产。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是目前世界占地最大、物种最丰富、种子保存最多的植物园。在这里，大树、小草、野花乃至朽木均被记录与保护，且无高低贵贱之分。这里虽然是国家的科学保育机构，却散射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德。即便伦敦这座现代大都市也遍布自然空间，如白金汉宫周边的海德、肯辛顿、圣詹姆斯公园等，以及见缝插针的社区绿地。
第六，英国老龄化问题与社会参与观察
观览与考察中也关注到英国的老龄化现状。查阅资料显示，2019年英国65岁及以上人口约1230万，占总人口19%，预计2043年将达24%（约1741万）；202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65岁以上老人中97.3%居住于私人住宅，约30%独居。与接触到的老人及交谈中感受到，英国老人独立意识较强，参与义工活动调节身心亦服务社会。我在诺维奇市政厅前见到五位老年人，年轻者72岁，最年长者80岁，已有十年的义务劳动历程。在某些活动形态方面，与中国老年人有共性之处，如市集，既是社交场所，也是跨代际知识传授场所。英国居家养老与社区依托模式相对成熟。当然，这种看似“独立但不孤立”的老龄化社会样态，实则也困难重重。2018年英国政府设立了“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一职，以强化这方面的体恤与关爱。近日威廉王子对锡利群岛（Isles of Scilly）探访，重点关注当地老年医疗与养老设施升级项目，并通过皇家基金会承诺提供专项资助。我猜想，市集作为社会毛细血管的潜力也将进一步凸显。这对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有重要的启迪。
以上观察与体验只为一孔之见，也挂一漏万。限于学识和学力，不免片面与局限。
（2025年5月25日修改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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