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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祭：忆成思危与中国休闲学

马惠娣

（2025年6月5日）

6月12日是成思危诞辰九十周年。十年前的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至今想来仍是惜痛。时光飞逝，转眼已是十年，值“十年祭”之际，重温他留下的学术财富，回想他高擎中国休闲研究大旗的岁月，其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在学术讲台上侃侃而谈的风采，为后学指点迷津时的循循善诱，谈笑间点石成金的智慧，“未因权位抛理想”的人格魅力都成为我记忆中最珍贵的画面。

今重溯往事，那些与他共事的点滴再现心头，谨以拙笔记述点滴，聊寄缅怀之情。

1996年12月18日，中国软科学首届学术年会闭幕式上，我与成思危先生初次相遇。记得大会刚结束，他步履矫健地从主席台走下，在会场走廊与我驻足交谈。我向他自我介绍道，作为于光远先生的学生，自1995年起便致力于休闲研究。这次会议提交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一文虽获大会发言机会，却遭到不少与会者的质疑，被批评为“忽视九亿农民疾苦的资产阶级情调”。这些非学术的指责令我一时无措，幸得主持人孔德涌先生（时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曾任联合国中国代表）为我解围。

先生听完我的讲述，温和地说道：“八十年代我在美国求学时，就注意到休闲研究已是重要学术领域。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与经济水平息息相关。”他肯定我的研究既有价值，更具前景"，鼓励我继续坚持。这番话语如春风化雨，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也开启了此后二十载珍贵的师生情谊。

转过年来（1997），他在民建中央任职，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关注巨复杂系统的研究，想借《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阅读，当时我任《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主任。我记得先后送杂志合订本以及各种相关书籍有27册。那个时候，他已任民建中央主席，各类国内外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可是，还能抽出时间大量阅读，真是令人钦佩。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他得知我与他的姐姐成幼殊（著名诗人、外交家）和姐夫陈鲁直（外交家、理论家、《民闲论》的作者）亦是朋友，自然平添了亲近感。

1998年春节过后，我在我家组织一个小型聚会，邀集了于光远夫妇、成幼殊夫妇、张中行与梁小鸾等人，他也欣然接受邀请，前来助兴。临走时他说，今年我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也许更忙了，再有这样的活动或许不能前来，请你们原谅。很快，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得知他担任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的冬季“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编委会第一次编辑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与于光远、龚育之等编委会成员均莅临会议，他们都各自发表了精辟的演说。他在会上说，从中国目前发展的情势看，翻译这套书十分必要，十分及时，希望大家竭诚努力、认真译好。接着他又说：“新的世纪已经来临，知识经济正向我们逼近，同时将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人们也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到来，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也会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体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批判地继承，对西方的东西应该有选择地吸收，并从积极的方面推进中华休闲文化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休闲文化产业，从而推动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2004年，他又参与“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的主编工作，当五本书出版后，我将书送往人大常委会他的办公室时，看到满屋都是书。他表达了对于光远开拓这项研究工作的敬佩之情，也鼓励我继续矢志不渝、勤奋耕耘在这片学术圣地上。

后来，我们又启动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二套丛书的工作，他一如既往地支持、鼓励、奖掖学术后辈。而这时期，休闲研究并未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解与认同。2006年的夏季，有关机构找到我，说教育部的某领导竟然对翻译“休闲”一词有微词，建议做出修改。我把这件事讲给他。他说：有些领导可能因为学科背景不同，一时还难以弄明白，可以理解。但是，做学者的关键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在学术上要立得住。他的嘱咐不仅消解了我的怒气，也增强了做学问的信心。

2007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谁来擎起休闲哲学中国学派的旗帜？当时，于光远、龚育之身体都不好，建议由成思危来扛旗帜。当我把这于老和龚育之的建议转告他时，他一如既往、义无返顾地答应了。

2008年4月16日，由他主持了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已经筹备了几年，有同志担心对于一个二级学术组织我不会参加。其实，几级学术组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学科需要推动、需要发展，我愿意与大家一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发表了几点想法。

“第一点，于光远老先生曾写过一篇题目是“为发展休闲学中国学派而努力”的文章，这是对休闲学发展作的一个展望。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所属的二级学会，注定了从哲学角度对休闲的审视。中国很需要休闲学，从学科建设角度讲，每一个学科都需要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自己的范式，自己的研究方法，而这些都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逐步产生。我所说的“范式”含有三个层次：从世界观的高度提出哲学问题；学科本身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三个层次互为关联。完成这些工作。可能需要十年至二十年时间才能形成。学科建设总是要有个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二点，关于休闲，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主要是谈我对休闲本身的理解：“闲”就是闲暇时间，“休”就是怎么利用好闲暇时间。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一生的时间包括三个部分：为生活而谋生的时间，为吃饭、睡觉等生理需求所需时间，再有就是闲暇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闲暇的时间是越来越多。如何利用好闲暇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曾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觉得前两种时间里经历的是人生所必需要做的事情，而人们所喜欢做的事情则是主要来自闲暇时间。休闲有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闲暇时间每个人都有，但利用的好坏对社会的影响就各有不同。2003年我在对建筑业农民工宿舍的检查中发现，工人们忙完一天后就以打扑克、聊天、个别人去找小姐来消遣。这样的消遣是缺少正确的休闲观引导。

第三点，休闲与日常生活方式联系密切。休闲的大众性不仅可以推动学术研究，还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休闲产业的发展。休闲产业既可以丰富人们的闲暇时间，又可以创造新的产业链。休闲学研究也要关注这个领域。如何开拓休闲的途径？我主张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大胆开拓，允许多看。对于别人的争议，要通过实践来证明可行与否。现在看来，休闲问题日渐受到重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都是需要实践来证明的。

最后要讲的一点，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要干实事，包括出版、培训和交流。对于出版，刚才学术处也提到了最近几年的工作计划，鉴于我们的“译丛”已经出了第一套，将来我们还要出版第二套、第三套，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学术成果都可以考虑出版，刚才说的杂志出版方案也挺好；培训方面，要扩大影响就需要进行培训；交流方面，通过国内国际交流开拓研究视野，建立休闲学自己的发展体系。”

这是他主持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讲话，至今读来，仍充满开启心智、点石成金的智慧与力量，为这个新生的二级学会指明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2009年10月，他与时龄93周岁的于光远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共同出席了国际休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他做了主题发言。

他指出：“我们的国家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休闲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伴随小康社会的来临，人们的闲暇时间会更多，如何更好的利用休闲时间是大问题。马克思一直讲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点很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休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关系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他还特别强调，“研究休闲一定要和中国文化密切结合起来。中国有五千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其中中国文化中的很多哲学思想与休闲密切相联，是中国休闲的特色。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开放，不能吸收，那么你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吸收世界一切的先进文明的成果，融合到中华文化之中……”

在他的嘱托下，我们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老龄化社会的休闲生活状况，倡导青少年休闲教育，关注公共服务与管理中的休闲意识，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休闲理念和形态的特性等问题，多篇文章得以发表，并受到了他的首肯。

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每年都会召开年会、出版学术报告文集等，在2008-2012五年间，他为《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书写“序言”，表达他对每个主题的理解和思想观点，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参与学术讨论。

2013年初，按照学会的章程，专业委员会需要进行换届。他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说道：很高兴得知你们为推动休闲研究做出的成绩。最近我因比较忙，身体又不太好，请允许我辞去主任委员的职务……

我回复了邮件：“请允许我和同事们向您多年来对中国休闲研究给予的支持和关注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敬意，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休闲研究者和专业委员会的信任与提携。如果说，大家的研究取得了成果，那么，这里边蕴含了您作为一面精神旗帜所给予我们的动力和智慧……多年来大家从您身上感受到了力量、责任、使命。我和同事们一直感动在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同事们当然不希望你请辞这个主任委员。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有责任爱护您的身体和健康，作为老朋友我应更多地‘保护’您。我知道，常有大量的国事、国际交往的事等待您的莅临，甚至我们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都需要您劳神，怎能不影响您的身体和健康，这一点我比谁都知道，所以能体谅……”后来在几个主任委员的候选名单中，他推荐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接任了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

此后的两年我会通过邮件向他汇报每年大家所做的工作。2015年1月15日我发了一封邮件给他汇报上一年的工作，同时表达了给他庆八十寿诞的私家聚会，“时间可在春暖花开，大家在一起小聚”。他于次日回复：“谢谢你们的好意，到五月底再联系吧。”六月四日我从日本开会回来，发邮件给他和成幼殊大姐，邮件中我写到：“心里一直想着‘小聚’的事情，遵成主席嘱五月底再联系。我因5月28日-至6月2日去了日本参加会议，刚刚回来，所以联系晚了几天。不巧我在下周一（6月8日）将去纽约有一个文化交流，然后于6月16日飞回北京。那么我们的聚会就在6月17日之后吧。定下时间，告诉我即可……”。当日傍晚，邮件是由他的姐姐成幼殊发过来的，写到：“思危那里，我今天上午刚通过电话。小聚的事先电话通气吧。”

7月12日一早打开电脑，几乎各大网站的头条消息都报道“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病逝”。电话致成幼殊大姐，确认消息可靠否？却是令人扼腕。

7月20日他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从早晨九点至十点半，前来送行的人群不断地绵延着。人们称他是“股民的朋友”、“身处高位敢直言”的诤友，叹息“走得太匆忙”，惊愕“天妒英才”。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恰巧相遇，站在长长的送别队伍中感叹他的人格魅力。

如今，十年光阴流转，休闲研究在中国已百花齐放，尤以休闲与经济的交汇正成为国家发展与大众福祉的一部分。值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重忆他的治学风范和人格修养，他的那首《八十回眸》：“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的诗句，是他毕生的写照与追求。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将永存于中国休闲研究的历史中。

补言：成思危系民国时期《世界日报》创始人，被誉为“报业大王”的成舍我之子，1949年举家迁居香港后，成思危于1951年15岁时独自返回大陆求学，考取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读书。“父亲对我的选择虽有不舍，但尊重我的爱国志向。”他后来追忆说。

（此文发表在《团结报》2025年6月12日“文史周刊”上，题目改为：“成思危与中国休闲学”，内容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