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发按】
本文是任大援先生为纪念“欧洲来华传教士南怀仁诞辰400周年”而作，发表于《国际汉学》2023年第六期。任大援是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深耕中、外文化思想史。1998年跟随刘梦溪先生创办《世界汉学》，秉持“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与西方”治学精神，独辟学术洞见与国际视野，在东、西文明对话中筑起思想的界碑。带着这份执著扛鼎后起之秀《国际汉学》。先后近四十春秋，任先生阐释传教士群体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中的双向作用力，表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境界。本文基于比利时人南怀仁传教中国为起点，以史料考辨之功、哲人睿智之力，将汉学研究从单一的文本考据升华为跨学科的文化互鉴。全文虽仅三千余字，然论证缜密，思想深邃，历史线索清晰，内史外史兼顾，展现了深厚的学术造诣。特荐之！（马惠娣）
400年的回响
2023年是欧洲来华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诞辰400周年，同时也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 1582—1649）的中文著作《职方外纪》（世界地理）在中国出版问世400周年。这些历史事件，在今天仍然值得关注。
欧洲的耶稣会士来华，从罗明坚、利玛窦算起，已经超过440年。由于传教士的特殊身份，过往的研究常常以“传教史”视之，甚至不屑一顾。孰不知这些人正是大航海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主力，不容忽视。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科技文化增长，加强人民与人民间、政府与政府间相互理解，增添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1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审视历史，近些年不断有新的斩获，对这段历史仍然有较大的研究探索空间。
传教士来华后，中西文明产生了哪些互鉴和促进呢？
首先，是传教士发现了一块广袤的大陆及其文明，使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教育程度充分的百姓，以及政治与儒家道德的结合都表现出了钦佩之情。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绘画的《中国地图集》《中国植物志》对欧洲学者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他们产生了学习和研究的渴望，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说过，“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当时文献中到处可见的一个词中——这个词就是curious （编者按：好奇的、不寻常的）” 但他又接着指出，“这个词在当时的意思更接近于拉丁语中的形容词curiosus，指通过苛细的准确性、对细节的注重和有技巧的调查才能得到的“不同寻常”的事物。”2 他的这个解释，明确地点出了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时态度的认真和实践的深入。利玛窦早年用中文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交友论》，他的写作，至少有两个动机：一是说明西方也有重视交友的传统，借以拉近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二是表明他与中国儒生志趣相投，借以拉近传教士与儒生的距离。 在这两个动机的背后，也显示了对中国伦理的重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对其影响的结果，也是他调适路线的一个思想基础。
在19世纪之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探索的最重要表现，是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编撰汉语与当时各种欧洲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字典。对这两方面的研究，近年来都有新的进展。
在文明互鉴另一个侧面，是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知识与方法推动了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演变。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晚明称“天学”，其义有二：一是“天算之学”，二是“事天（主）之学”。天算之学使儒生眼界大开，找到了中国传统格物穷理之学的新方向。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是西学进入中国后起核心作用的代表文献。因为算学不仅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逻辑学与哲学的基础。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到达中国之前，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格物致知”成为核心命题，朱熹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提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3 但朱熹及其后学将”物“解释为”事“，把格物的范围集中在道德和政治的方面，并不去探索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之理，至多也是清初学者把范围扩充至文献考据，虽然说其中也具有归纳与演绎的科学精神，但范围有限。胡适做过这样的比较：当顾炎武写出著名的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1680）的时代，西方的牛顿已经发表了《自然哲学原理》（1687），这一时代中国在科学上落伍了。
《几何原本》中文版（1607）的出现，以及在此前后天文学、地理学、逻辑学、水利学等等的知识引入中国，使得中国的“格致之学”和西方科学嫁接，虽然开始时是少数人，但却开拓出新的求知方向。撰写《职方外纪》的艾儒略在福建期间，与之结交的中国文人有70多人。最近有年轻学者通过对方以智（1611-1671）《膝寓信笔》的研究，挖掘与之交往的士人之西学背景，探寻方以智与西学士人的西学知识交流，反映了当时文人学者的一种风气。他们后来在不同程度上，将西学的影响运用到学术研究中，促进了中国学术的进步。
以上只是概述式地指出了17世纪中西互鉴的案例，在这种互鉴中，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这种教训，反映在西方，是罗马教廷的独断，案例是礼仪之争。在礼仪之争中，罗马教廷虽然反复多变，但最终以狭隘的宗教立场处理与异文化的交流互动，禁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调适路线，最终造成传教在中国被禁止的结局，西学东渐也严重受阻。如果和中国的康熙皇帝做一个比较，后者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赐予天主教堂“敬天”的匾额，与传教士来往，取得了己之所需，使西学为己所用。
在中国的士大夫方面，甚至也包括康熙，并没有像传教士那样，用拉丁语中的形容词curiosus （好奇的、悉心探究的）那样的态度去看待西学，一些人仍固守着儒学历史悠久、他人莫之能比的优越心态。例如积极推动《西儒耳目资》（相当于明代的汉语拼音）出版发行的晚明官宦学者王徵（1592-1666），他一方面写了《三韵兑考》《西儒耳目资释疑》的文章，对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原著加以补充，一方面又说，“盖二十五字母，即太极中分之奇偶，而两字相比成音，即奇偶相重而为象也”4 云云，说汉字注音的理论来源于周易的阴阳八卦之说，这几乎和魏晋以来的“老子化胡说”如出一辙。明末以来这样的例子不少：一方面利用“西学”方法编写出汉字的拉丁字母拼写系统、促进了汉字拼写注音的进步，同时又认为这种方法是来自中国古老传统，不足为奇。这说明，晚明实学思潮的流行虽然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当中国儒生面对西学的冲击，误将过时古董当作不变的传统，未能更积极地对西学加以借鉴，其结果是影响了中国科学的进步。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最长于理论思维的学者，是当时儒生的另一种类型。他著有《通雅》与《物理小识》。其内容“函雅故，通古今”，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医药学、生活科学等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5 意思是西学中的科学缜密，而哲学未逮。由于十七世纪西方的科学与哲学尚未分开，哲学还被神学所统领，在这个意义上，方以智的观点是合理的，但是，方氏对质测之学的学习和把握，是否使用了如curiosus 那样的钻研态度呢？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有过翻译《几何原本》经历的徐光启在崇祯年曾就历法研究上疏皇帝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这样的观点，并未成为当时具有实学精神的多数知识分子的实践。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传教士来华400多年后的今天，遗迹仍在，当时中外学者交流互鉴的著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整理，其产生的回响，犹然不绝于耳。就汉学研究者而言，当有所思。
（任大援）
1、季羡林：《“西学东传人物丛书”总序》，见《勤敏之士——南怀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导言”，第1-2页。
3、《大学补传》，《朱子全书》第6册，第2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
4、《西儒耳目资· 王徵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2月。
5、方以智《通雅》，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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