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中国休闲研究网站

Welcome to the Website of Chinese Leisure Studies

为什么是休闲学，而不是闲暇学？¹

——《新周刊》：香格里拉•专题

记者导语：休闲已然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1999年，《时代》周刊就预言，到2015年西方发达国家将全面进入“休闲时代”，也就是于光远先生所提出的“普遍有闲的社会”。但关于休闲、休闲学乃至休闲产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争论不休，需要梳理和厘清。本刊因此专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马惠娣是于光远创立的休闲文化研究小组最初的成员之一，多年来一直潜心于休闲学领域的理论开拓。

关于“休闲”：为什么是“休闲”，而不是“闲暇”或者“消闲”？

《香格里拉》：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

马惠娣：在古希腊思想家的眼中，休闲是人的一种精神态度，是一种沉思的能力，是人的灵魂的场所，是人获得自由、快乐、体验、审美、创造的源泉，是人学会止欲、产生美德的条件，是生活的“目的因”。休闲表达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并能设法遏制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当休闲成为一切事物环绕中心的时候，人类的一切美德才能释放出来。不仅如此，休闲还是产生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的必要条件。英文的句子是这样表述：that leisure is the center -point about which everything revolves，即：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

《香格里拉》：休闲，即英文中的Leisure，其词源您认为来自古希腊语的Skole（教育）。怎么讲？

马惠娣：Leisure 和 skole的词源关系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英译本中是这样讲的“for leisure in Greek is skole,and in Latin’s scalo,the English “school”.The word used to designate the place where we educate and teach is derived from a word which means “leisure”. School does not, properly speaking, mean school, but leisure. 事实上，词源关系揭示了这样一个思想：教育和教养是学校的责任，而在“这个地方”完成这个责任，依靠的是休闲。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基础是休闲”。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了解希腊文化、希腊教育体系、希腊教育的实现方式，才能正确地理解亚里士多德这段话的意思。

在古希腊教育体系中：4-6岁的幼儿多玩耍，可以聆听童话、儿歌、神话、学音乐等。6—13岁青少年学会阅读、书写、计算、唱歌、音乐、体操、骑马、射箭等，还要通过音乐、游戏、仪表、宗教和跳舞等活动控制他们的粗野和任性。这一阶段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情感和道德。16岁毕业后，大多数人进入社会做劳动者。在17—20岁期间要接受较高一级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意志和勇敢，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是必修课，20岁至30岁的人需要哲学。所有教育内容，都应体现在个人完善的品格上，这个完善的品格集勇敢、快乐、智慧、道德“四德合一”。达到这样的目标，音乐与体育显得格外重要。而体育并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音乐也不是乐技的练习。真正的作用在于陶冶身心、健全人格，达到能言善举、能解音律、举止娴雅的境界。显然，是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这样的人，没有休闲怎么行！从中不难理解古希腊教育与休闲的关系了。

这个理念在后来的欧美教育体系中被传承。美国休闲教育家查理斯•波瑞特比尔说：“教育是以人的休闲生活为中心”（Educating For Leisure –centered Living）。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文化的基础（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香格里拉》：Leisure翻成中文的“休闲”一词听说是您的创造，现在逐渐成为通用的说法。为何翻成“休闲”而不是“闲暇”或“消闲”？

马惠娣：“休闲”与“闲暇”的内涵与词义有着本质的差别。“休”和“闲”二字所表达的意境与古希腊休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休”：“人倚木而休”，有“吉庆、美善、福禄”之意。“闲”：多指道德、法度，也有思想的澄明与平和之意。休闲的内涵是人的精神家园。

闲暇，意指一段空闲时间，与“暇”相组后，闲，是指空闲时间，而不具有其他意思。汉字具有“审形辨意，类推心明”的审美意义，欧阳中石指出：“汉字与事物的形象和事物的本身关系极其密切，可以从表象一直深入到内里。汉字了不起，它是用事物的形象和人们见面的。”因此，只能用“休闲学”，而不是“闲暇学”、“余暇学”之类的。

我请朋友检索《四库全书》，发现自《毛诗》以来，“休闲”在古文献中出现了大约212次。最早见诸《三国志•陈思王传》中记载曹植的“吁嗟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在《二十五史》中的北史卷一百中记载，“每休闲之际，恒闭门读书，不交人事。”这是“休闲”最早的出处记录。

中国是一个有深厚休闲文化底蕴的国家，先贤给予“休”与“闲”二字以精妙的解释。儒家文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并体现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老庄坚守：静观玄览，以此达道。这些被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审美活动和文化智慧的最高境界。

遗憾的是，近百余年来中国几次文化革命，割断了这一文脉。而现在的人们对休闲的理解太猥琐、太肤浅。

“休闲”在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出现，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后来出现在大众生活视野中，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休闲服、休闲鞋帽等叫法已开始流行。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北京北三环新开了一个商厦，这个商厦在公交车身做广告，广告语是：“周末休闲哪里去，仟村百货购物去。”这个时候人们对“休闲”的理解，还仅仅限于感官的“吃喝玩乐”上。

“休闲”的说法至今有争议。2006年，外教社联系我，客气地问我“Leisure”能否不译成“休闲”？理由是，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对此不认同。我当时听了非常愤怒，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转告那位领导：没有知识，好好补上中国文化思想史这一课！这里有三个可能：一是无知，二是极左，三是以势压人。但我没买他的帐！

很多人，包括一些搞学术研究的人，觉得休闲就是吃喝玩乐，是玩物丧志，这种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有学者用的是“闲暇”、“余暇”，十多年前还有人译成“康乐”。但休闲与闲暇有关系，但涉指概念不一样。“闲暇”是一个用时间度量的概念，是工作的反义词，即摆脱工作后的一段时间。“休闲”是一个哲学概念，对应人的精神世界。请注意英文中的“休闲研究”（休闲学）由“Leisure Study”表达，而不是“Free Time Study”或“Recreation Study”。因为，这丧失了休闲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根脉！

关于“休闲学”：“闲”是最大最大的字眼

《香格里拉》：中国休闲学的创始人是于光远先生，他当年创办的休闲文化研究小组，您是最早的成员之一。请谈谈这个小组的情况。

马惠娣：于老是一个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人。他关注休闲文化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他在俄语读本上读到苏联的公园改称“文化休息公园”，觉得很有道理。70年代末，于老就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问题，国家旅游局第一任局长韩克华在多年后谈及于老时说，“于老真是目光远大”。1980年，于老在中国社科院任职，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从几十个驻外使馆那里获得了其驻在国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状况，于老注意到，法国内阁有一个“业余部”。他认为，这说明了法国对业余问题的重视，反映业余支配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关注生活方式的研究，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这都是于老重视休闲文化的思想渊源，也是中国休闲研究的思想源头。

1995年5月，五天工作制实施，于老意识到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当年7月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最初的组员只有十来个人，除了于老，还有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何伟、胡冀燕（于老秘书）、杨海瑞、马万里和我。1996年4月，在于老组织的休闲文化研讨会上，我做了主题发言“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这是我的休闲研究的处女作，当时多家媒体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文摘》1996年12期全文转载。

但是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会议”上，我的发言谈“休闲的价值”，不料遭到众多学者当场的质问与批评，说我在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当时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孔德涌先生，（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却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会后时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的成思危先生也支持了我，并对我说，休闲学是一门很有发展、很有前瞻性的学科领域。

1997年，于老成立了玩学家俱乐部。关于“玩”他说过著名的六句话：“玩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有人就说：玩什么玩，最后都是“玩物丧志”。“极左派分子”更是拼命出击：说中国人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民族，谈休闲，不是对国民精神的侮辱吗！等等，这种言论很多。

我说这些，你就知道当时情势并不利于休闲研究。如若不是于老这样的人物在扛这面大旗，休闲研究可能很快会夭折。

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于老说：“闲”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字眼，是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事物。在他的带动下，一批有识之士进入了休闲研究领域。成思危、龚育之、韩德乾、朱训、王文章、孔德涌、刘梦溪、白春礼、马俊如、孙小礼、沈宝祥、何祚庥等都参加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编委会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他们成为中国休闲学研究擎旗的群体。虽然，在这个领域他们没有那么多著述，但是每当关键时刻，他们都挺身而出，使研究者的工作能继续下去。

《香格里拉》：休闲学是个什么样的学科？

马惠娣：龚育之先生说，“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变为一种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休闲科学。”休闲学的核心是建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它需要各门科学与学科的支持，尤其离不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休闲学的兴起是人类文化意识觉醒的一种表达，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

休闲与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的每一段人生阶段都有关系，我们必须知道休闲的价值：首先，她能抚慰人的精神世界，滋养人的内在品质；其次，她可以把我们导向宁静、慎独、反思的境界；第三，在这种境界中，人才有能力思索生活的源头、生活与生命的目的等问题；第四，休闲又可以帮助人“成为人”和走向“社会化”。

休闲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近几百年来，随着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倡导的休闲价值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一方面，人成为了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人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关系，人们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感和匆忙感，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不良价值观。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成为一个中心的范畴，它给人带来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给人提供一种普遍的幸福，为人民币服务挤压了人的价值系统。其二，任意的消费，似乎你就获得了自由、快乐，将休闲沦为感官的满足。

这样的现象自然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回眸20世纪西方的学术路程，不难看到，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研究视角投向“生活的世界”，有关“人的本质和主体性”、“目的因”问题再次回到思想家们的视野中来。当然，更多的是省察人性的缺陷。

《香格里拉》：请梳理休闲学的一些重要节点。

马惠娣：在美国学者看来，1899年凡勃伦发表《有闲阶级论》，标志着休闲学的开端。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当时他敏锐地观察到有闲阶级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闲暇时常采用“非物质的”，即“准学术”、“准艺术”的方式。“在一切有教养的人们看来，有闲生活，就其本身来说，就其所产生的后果来说，都是美妙的，高超的。”

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指出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

教育家莫蒂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特别关注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指出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

    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了“畅”的概念，认为，休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而不用什么外在标准界定的具体活动。

休闲教育家查里斯•波瑞特比尔在《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一书中提出了：关注休闲意味着她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密切的联系。

休闲学教授约翰•凯利提出：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促进自由与自我的发展。

这些思想都具有原创性，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休闲学研究著作在中国的引进版，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算是最早的，1935年出过一个版本，由胡伊默翻译；1964年的版本，由蔡受百翻译。此后就是一个漫长的空白期，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素•苏的《休闲》小册子。2000年“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女性休闲》等5本著作，是系统引进西方休闲学理论的开始，也是中国休闲学研究的起点。2009年还出版了这套译丛的第二辑。

2004年出版了“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含《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国人休闲状况调查》、《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民闲论》等五本书。2008年《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10个基本问题》出版，中国学者的作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视角。国内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也出版了很多相关书籍。

关于“休闲时代”：“如何休闲”成为所有人面对的问题

《香格里拉》：《时代》周刊早在1999年就预言，到2015年发达国家将全面进入“休闲时代”。您认同“休闲时代”的说法吗？进入休闲时代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更多的收入，还是更多的闲暇时间？

马惠娣：休闲时代，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尽管发达的科技为休闲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条件，但仍不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这个时代的来临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挑战的过程。

休闲时代，不仅是闲暇时间多了，丰衣足食了，而是人的一种精神态度和存在状态的变化。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融洽、和谐；人对物的攫取，需要理智和通达；人需要更多是社会责任感。毫无疑问，当人们由衷地身体力行这些理念时，休闲时代才可能来临。

就连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敢称自己国家处于“休闲时代”，而只预言说，我们正走向“休闲时代”。再则说，休闲时代是否来临的判断，既有时间层面和物质层面的标准，也有精神和道德伦理方面的标准。以为闲暇时间多了就是休闲时代的来临，未免太幼稚了，太“大跃进”了。

在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的“编者的话”中，曾有这样的叙述：“我们即将进入休闲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这个句子是龚育之先生再三斟酌后确定的。1996年，于光远撰文“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这个论断是科学的，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香格里拉》：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休闲作为一门产业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建设“休闲城市”的口号，杭州还举办“休博会”。您觉得成功的休闲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外有没有可资中国城市借鉴的成功例子？

马惠娣：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我还没有找到关于“休闲城市”的确切名词与定义。1998年我访问美国宾州大学，戈比教授不无骄傲地告诉我，Penn State（宾州大学区域）是美国当年评出来的三个幸福谷之一（Happy Valley）。2007年夏季我在美国时，他们正在评选Best Place，拔得头筹的是威斯康星州毗邻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小城，其过人之处是街区中设置了专用自行车道。

宾州大学城与威斯康星州那个小城入选的的共同标准是：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交通便利且不拥堵、社区宁静度、良好的游憩空间设施、便利的生活服务、就业率、人口不多于10万等等。如果按这些标准，中国目前没有哪个城市能做到。像杭州西湖本身很休闲，但西湖游客日均达100万，人与环境怎能和谐！这个城市的秩序和安宁靠什么得以保障？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在欧美国家几乎还没有超过10万人口的城镇当选为“宜居城市”。

中国人提出的休闲城市，在本义上应接近于西方国家的宜居城市、花园城、文化生态城市等概念。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另行标准，也不必另起“学名”。顾名思义，“宜居城市”即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就将此概念引入中国，也一并带入了宜居城市的标准。2007年4月国家建设部还验收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四家单位共同论证并制定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我看这套体系基本借鉴了国外宜居城市的标准，其中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城市人口数量缺少标准。

“休闲城市”概念的提法，一是无法与国际对接，二是语焉不详。关键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当然，如果“休闲城市”只是一个“商业噱头”，那就另当别论了。

时下，很多城市，也包括一些旅游规划设计者都把城市升级换代，把“旅游城市”上升到“休闲城市”，我个人觉得很荒谬。好的城市本身一定具有休闲气质，一定宜居，那么一定吸引游客前来分享与观光。

当下，城市发展休闲产业，主要还是增加城市的休闲气质与氛围，让住客和外来客人感到轻松、惬意、便利、舒适、静谧。事实上，休闲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本质上它是“爱的天使”，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与人的发展相联系。如果休闲产业就是一个新的商业手段，给无度的“消费”带上新“花环”，它可能兴盛一时，但难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