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中国休闲研究网站

Welcome to the Website of Chinese Leisure Studies

毛佩琦教授新版《明成祖史论》值得一读

马惠娣

（2023年9月9日）

毛佩琦教授新版《明成祖史论》一书20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近日读完，收获颇多、感慨颇多，对于非史学专业的我，竟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引起了涟漪。

毛老师四十多年前师从于明史研究大家曾宪楷和韩大成教授，自此开始研究明成祖朱棣皇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毛老师发表的一篇题为“永乐皇帝断论”的文章引起海内外明史研究专家的垂青，台湾史学专家李纪祥教授力推出版。1994年，《明成祖史论》一书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台湾学者李焯然的“思想篇”与“宗教篇”。

历经三十余年之沉淀与累积，毛老师在再版之书中又给读者呈现了朱棣的哪些新鲜史料，又有怎样新的解读、解构与重构？朱棣作为明代第三任皇帝如何影响了明朝的发展？在中国大历史中朱棣的成就是什么？如何辨析明成祖的复杂与非议？还留有什么未解的谜团和疑问？等等问题“吊读者胃口”。

史学（内史）研究主要依靠史实、史料、史观，而大手笔的历史研究必须瓜瓞至政治、经济、文化、民情、民意，以及安内攘外诸种关系等因素之中。

《明成祖史论》一书，以“靖难篇”、“施政篇”、“边政篇”和“远略篇”四个维度，共十七章，阐释了明成祖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决策；考察其在内政、民族政策、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施政理念、方针、策略及具体作为；考辨史书记载，探察历史中的层层谜团；揭示了这位帝王复杂的历史面向。可谓内史、外史、杂史、野史兼考，明史前与后广览，功与过共辨，对明成祖朱棣，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皇帝角色做出客观、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和评价。

毛老师用大量史料告诉我们，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被后人称作“永乐大帝”。《永乐大典》便诞生于他主政期间，此项皇家工程被后人仿效；他撰著了《圣学心法》四卷本，昭示了儒家学说对明朝政权的影响；他差遣陈诚数访西域，史称“西域之使岁岁不绝”，展现了朱棣“允协万邦之和，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的博大胸怀。郑和七下西洋“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功绩也为后世所耳熟能详。

然而，这一切彪炳史册的功绩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谜团、龌龊与失实？比如，《永乐大典》究竟是源自文典、文脉相承的初衷，还是出于“断其读书的种子”的阴谋？

纂修《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皇帝钦点“写作班子成员”，其传（chuan）、其传（zhuan）在多大程度上能脱离皇帝的旨意和意志？

《圣学心法》四卷本，果真是朱棣日理万机中笔耕不辍，还是被人捉刀代笔？朱棣声称“养士择贤，听谏纳言”，又是如何使著名文士方孝孺遭到一场杀戮十族的惨祸？

永乐年间，朱棣思念百姓耕植之不易，布施策令，减轻大众之劳苦。那么在《儒林外传》中怎么有一段记述“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的民间传言？

若说永乐帝“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一示天子已不欺”究竟是拓展了疆土，还是遗患了后人？“弃守大宁，移都燕京”遗患无穷的决策，是否带来更大的潜在危险？

郑和七下西洋是朱棣雄心大略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航海舰船史上的“大事件”， 究竟是一出被虚骄皇帝所用时的悲剧,还是资本主义萌芽中技术的辉煌？如是，为什么四百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国舰队却全军覆没？

书中还对封建帝王“勤于政务”如何在民生、民情、民意中得到真实的反映；最高统治者的缺点与私德如何告诉后世那些掌权之人，历史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们的暴虐？既是质疑，也是史学家的新课题。

毛老师旁征博引，纵横捭阖。难得的是独立、客观、理性，不照本宣科，不忽视杂史，不掩盖事实。对上述问题做出大胆假设和缜密求证。而对明朝中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发展缓慢的原因，没有更多的笔墨，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论据不足。

这册三十余万字的书，让我这个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读着很上瘾，除了毛老师的历史观外，更多地看到了史料中历史逻辑的推演说服力，以及折射出的人文精神。所以，引出我一圈又一圈的思想涟漪。顺势做了许多假想——

我以为：历史，特别是正史，大多由帝王豢养之士捉刀代笔，殉道于皇帝与王权的意志。后人考证、用料亦不得不踩着前人的脚印，甚至越“权威”，其失真的可能性越大，只能各自见仁见智！所以，国外学者，目前把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人类学的考证结果引入到史学研究中来。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对此之论引起中国学者的不悦。但我个人理解，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的惯性与惯态，也说明了中国人史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某种缺陷。从逻辑上说，黑格尔的思想方法，甚至影响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说的其合理性，我们做出检点是必要的。

胡适先生在与詹姆士讨论实在论哲学时，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的原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据说是梁漱溟早年间在批判胡适时，浓缩了这句话。后被人们广泛应用。“这句话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存在的。我很早就听说了这句话，并且认为有道理，因而日后对历史和历史学不感兴趣。

当今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谈及史学研究的意义时指出：“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这段话点出了史学的核心问题——那就是要推动历史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值得警惕的是：著（注）史者的主观性影响历史的走向，也容易误导后来人。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既要自信，也避免自满；既不可虚无，也不能夸大与独尊。对于史学界来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尤其不能偏废。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千年训诫，功能却有限。对于那些无知愚昧、廉耻皆无、刚愎自负和井底之蛙者什么都照不出来，只能照妖。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皇帝与官宦，同样也有小人物。

按我的阅读习惯，喜欢先查阅作者引用的史料、史实和文献索引部分，大致能知道作者站立的阶位。恕我直言，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后人仅靠史料、资料如何还原一个真实历史的现场与在场？何况绝大多数典籍与文献均为御用文人所供。这是一个不懂历史学的人常有的疑问。

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物，既品鉴历史，见证历史，也创造历史。当然，也不能盲目地、不加考证地信任某段历史。正因为如此，建议有阅读能力的人，特别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好好地读这本书。

（书中详细文史见附录“读书笔记”）

附《明成祖史论》读书笔记：

《明成祖史论》书中重点介绍了《圣学心法》，既是其父明朝开国元首明太祖朱元璋家教的果实，也是明成祖治国理政和雄心大志的思想核心，宣称：“敬天法祖，修身勤政，保民如赤子，制礼作乐，明刑弼教，养士择贤，听谏纳言”。但毛老师考证后指出：“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共生共处。”（P67）书中详细介绍了许多例子。

《圣学心法》更是宣称要敬天法祖,明确表示，守成之君不得擅改祖制。可是“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本身就是对祖宗秩序的破坏。”（57页）“朱棣的言论,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55页）“既为满足自己权力的欲望，也为坐稳皇帝的宝座。”（112页）而“纳谏亲贤”也是信条之一，然，“他有时随心所欲，干脆背离信条”。（55页）“胡适尝说：‘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明著名文士方孝孺质疑朱棣之王位，便遭到一场杀十族的惨祸。”（108-110页）

永乐三次纂修《明太祖实录》, 是朱棣又一文化功业，起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迄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其中前九卷《奉先靖难事迹》……命张辅、蹇义、夏原吉等为监修官，杨士奇、黄淮、杨荣、金幼孜、杨溥等为总裁官，负责纂修，至宣德五年(1430)五月书成。（张辅为人雄毅而有威严，治军整肃，战功卓著，其征交趾之功被时人誉为“复我中华数百年之故地”的大功）。可以看到专制者对历史的肆意强暴,看到他们任凭自己的喜怒信口雌黄,看到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同时也看到专制权力对史官的迫害,看到史官在权力的淫威下, 被迫篡改和扭曲历史的痛苦。明人感叹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 （80页） “朱棣下令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对于自己不利的记载,片纸不留。加上当时追杀建文忠臣的党禁严追,使得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 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这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治史者只能空叹“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80-81页）

朱棣《永乐大典》之编纂同为中国明代一大文化盛事。然而,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其目的另有深意。“消磨人心,让大批读书人有所安置,当也是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的目的之一,古人所见不差。”毛老师引用了多段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而佐证之。（84-85页）

近人梁启超先生说:到明中叶,《性理大全》一派变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气沉沉的,大多数士大夫尽管读宋代五子的著作, 然不过以为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其实心口是不一致的”。“迨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二百年间，思想一统，与蓬勃发展的社会进程正相反动。（88页）

之于永乐年间的民生问题，对朱棣的业绩褒贬不一。虽然朱棣颁政，农桑为衣食之本，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因之布施策令，诸如：（1）移民垦荒屯田,耕种乏牛者,官市给之;乏农具者,宝源 局铸造给之。 (2)减少工作,与民休息，停止一切不急之务。（3）减免税赋，恤民之艰。（4）发钞发粟，赈济灾民等等。（128-130页）

毛老师的文献多出自《明太宗实录》，没有民间杂史、地方鉴志佐证。但后面有文字记录到：“朱棣的复旧，有时到了偏颇的程度。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押至京城而死。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 要远远超过定额。”（P66）“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 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总之,朱棣执意要建立大功,名垂后世,但举国上下已经千疮百孔。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毛老师的先师曾宪楷先生曾提醒《儒林外史》中几处说明了永乐时期的情况。该书中邹吉甫（《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143页）这段话也算对“正史”的补充，是重要的补充。

朱棣对于“边政”面也从未敢怠慢。在明人记载朱棣亲征的文献中，对其功业称颂不已，极尽赞美之词，将其概括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一示天子已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218-219页）但是，真乃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十年之安”。朱棣的几次亲征,都没有实现消除边患、一劳永逸的目的,他死后仅几年,蒙古诸部就再次对北部边防构成威胁。（231页）而他的“弃守大宁，遗患无穷的决策”，招致局面潜伏更大的危险。朱棣的措置失当的恶果最终显现出来,对明朝政权的稳固产生了不良影响。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247页）

郑和七下西洋是朱棣雄心大略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大事件”，近年来,许多人不仅盛赞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评价也越来越高。毛老师认为，这和历史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史学的目的是还原郑和下西洋的本来目的及其在当时国内外造成的影响。（299页）当然，后世的考证不尽相同，有说“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有说“寻找合法皇帝朱允炆的下落”；有说“下西洋取宝”：有说“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天下为公”，不一而足。（315-318页），不过，朱棣毕竟只是一个不世出的中国皇帝。

毛老师赞同冯尔康教授的评论：“郑和下西洋是封建主义皇权至上的产物,而不是明初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是以封建主义官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的垄断商业；郑和下西洋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虚骄心理。”毛老师同时指出：“郑和下西洋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力,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 但郑和下西洋又同时是一出悲剧,这些伟大的航海家只是在被一个虚骄的皇帝所用时,才偶尔闪现出了光辉。郑和下西洋活动停止了, 那雄伟的海船,那精湛的航海技术,那叱咤海上的英雄也就无影无踪了。”（321页）是啊，如此强大的中国航海与船舰实力，在四百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却不仅黯然失色，且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