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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与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于光远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马惠娣

（2021年4月15日）

铭记历史 奋进向前 初心依旧 重责在肩 民族复兴 执持信念

一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的代表作之一。恩格斯花费长达十年的时间（1873年至1882年）在对大量社会实践和各种观察，以及阅读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写作了《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正式出版。

书中以“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自然界的辩证法”、“认识自然的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式”、“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十余个章节指出了当时形而上学的局限，认为辩证法是世界（自然）普遍联系的科学。书中也讨论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差异性与同一性，偶然与必然，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人与自然，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等等，尤其深入地思考了“自然”与“科学”的问题，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的整体性，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自然观和方法论。所及问题覆盖面广阔、视野宏大、思虑深邃，并依据当时自然科学（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的成果，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关于如何看待自然与科学（技术）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指出：“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1]P30）

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透彻的剖析，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后带来的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所出现的严重危机。他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因果现象后指出：“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日益增长的过度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危机……”（[1]19）这样的因果，给自然带来的挑战十分严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聚集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畜牧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1]P305） 这些现象，直接关系到自然界所遭到的破坏。

恩格斯不仅从人的活动的双重结果的角度来论述人对自然界的不良影响和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而且从人的活动的较远的不良影响角度来把握自然界对人的报复性问题。“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的重要表现，充分察觉到人改造自然的活动造成较近和较远后果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劳动活动方式对大自然的影响有“滞后效应”。这种“滞后效应”产生的“气候变化”已在当代显现。

恩格斯强调：“正是这个刚刚萌芽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使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有时间上的历史。”（[1]P19）

为了克服人类自身感官的局限，获得远胜于动物感觉的经验认识，恩格斯用蚂蚁和人作类比进行说明：“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但是，在对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比蚂蚁走得更远得多.......这己经表明人的眼晴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1]P103）

正是这种系统观、整体观、历史观的辩证法思想，让恩格斯意识到了大规模现代工业背景下“这是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1]P6）

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是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益被揭示出来的，两个方面的研究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一方面，用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眼光将之整合为一个整体，建立一套自然哲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解决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为自然科学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逻辑的认识工具。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1]P305）不仅为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生动的回答，而且也对哲学的“元问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恩格斯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P47）。表明了科学的理论思维对认知事物本质的绝对必要性。又指出：“人们蔑视辩证法事实上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们可以对一切理论思维随便怎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1]P62页）。

《自然辩证法》也体现了从“思辨哲学”向“实证科学”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既是《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根基，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时代，以及后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学派。人们对现代社会中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人性的贪婪与物欲”、“生活世界的变革”、“增长的极限”、“城市空间正义”等理论论述，体现和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思辨性、人本性等特征。

二

于光远，（1915-2013年），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5]）自称“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6]P217）；中共百年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自青少年时代，于光远接触《道德经》、《易经》，对哲学发生兴趣。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英文版）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认真地读过。“这两本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书中所阐述理论解决了在这之前我读各种有关自然哲学的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信服……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并成为我毕生的航标。”（[4]）

《自然辩证法》在20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传入中国，1932年由杜畏之在上海神州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在延安筹建“自然科学研究院”。当时于光远作为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有幸最早接触了《自然辩证法》德文版，并着手翻译。并同与屈伯川向毛泽东汇报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1940年2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2]P529）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下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作品，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抗日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956-1967）”时，专门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规划》。1956年10月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从1956年起，不少高等学校设立“自然辩证法教研室”。1964年8月23日在毛泽东接见日本学者坂田昌一之后的第二天将周培源（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于光远的老师）与于光远邀到他的卧室，谈了很长时间的自然辩证法问题。（[2]P537）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兴趣保持终生。

1977年经邓小平同意并由当时所有政治局常委圈阅，于当年11月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机构”，1981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1985年出版学刊《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成为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理论阵地。

于光远为首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他说：无论是学科规划、学术研究团体，还是组织形式之齐全、专门课程的设置等等，“这在世界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上恐怕也是没有的。”（[2]P535）

于光远重视自然辩证法中国学派的建构与形成，并带有鲜明的跨学科性、系统性、全局性、长远性、人文性的特色。“我们所说的自然，不完全指天然的自然，也指经过人的作用而形成是社会的自然。（[2]P13）……把它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之外的一切人工的自然界——或者准确地说扩大到一切受到人类社会影响的自然界。”（[2]P470）“自然和超自然、自然和精神、天然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以及被我们认识了的自然和未被认识的自然等等。”（[2]P564）他坚持“社会的自然的研究——把天然的自然和有人起作用而形成的社会自然作为同样重要的研究对象”。继承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他的带领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相继参与和关注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论证与决策过程，包括城市、粮食、菜篮子、立体交通、教育、文化、农业、生态文明，及科技与社会发展战略等问题，开创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对话与讨论模式”。并以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科学整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做出“预测性”的思想构架。

在21世纪来临之际，于光远撰文：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将进入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期与调整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发展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将出现诸多的难点、惑点与转折点：可能走向新科学诞生的历程。新科学的内容必定同解决人与环境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平衡、科学本身的系统整合等问题相联系。（[3]）

1995年，我国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就在这一年他发起了休闲文化研究，也是他一生中开拓的最后一门学科。于光远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关注人、解放人、发展人是其核心，也是人的主体性之根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学说，具有不可分割性，其中自然观、生活观、休闲观、劳动观和消费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应片面理解、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完整、系统、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于光远的学术使命，也是他始终如一的思想原则与理论方法。他说，休闲研究在本质上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社会实践问题之一。（[4]）

三

如今，这些历史预言正被证实，尤以世界与科技的变化，正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未知数。科学技术一方面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也颠覆着人类以往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等，其中提出的问题更加复杂而深刻，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纠结，“断舍离”的取舍更加艰难而棘手。

科技创新能否拯救未来的世界？人性究竟依靠科技而得到绽放，还是回归自然？如何回归自然，为何回归自然？如何面对将被“终结的工作”？如何面对“娱乐至死”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生存困境？如何实现生态政治？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等问题，都是新命题、新视界、新的理论挑战。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一批高水平理论家，对中国今后的命运特别重要”。（[6]P215）改革开放初期，于光远曾如是说。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将如何在新时代得到继承与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辩证法也像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本身是科学，科学是让人研究的，而不是让人供奉起来膜拜的。它来源于实践，并随时受着实践的检验。它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实际行动的指南。”（[1]P371）这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执政大党是一个新的考验，也是新的实践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重温《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学说，再次回忆于光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也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去实现民族复兴增添信心和力量。

参考书目：

[1]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于光远著，《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3]马惠娣文，“《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历史与未来”，未发表

[4]马惠娣文，“于光远休闲哲学思想述要”，《哲学分析》，2020年第6期

[5]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讣文”

[6]于光远著，《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