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休闲研究报告2014》
绪 言
马惠娣
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已连续三年聚焦“闲暇时间与生活方式”这一主题。显而易见，从组织者的角度讲，是意识到时间问题之于生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对于时间价值的认识，古今中外有高度的共识：“时间如金是铁律”。中国古人以晨钟暮鼓、经声佛号、更音报时提示时间流逝，生命宝贵，循道归真；西方人以教堂钟声呼唤众生苦度，诫勤诫勉，弥撒圣恩。这是人类生命体验中对时间认知和使用最古朴的意识与方法。
如今，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时间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去维护生理的时间和必要的社会劳动，人的闲暇时间却越来越充裕，由此改变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
最早关注到这一社会变化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个体的“成为人”成为可能，而每个“成为人”的个体构成整体社会的基础，进而为人的“社会化”提供条件。显然，闲暇时间背后隐喻着太多的价值与意义。
时间看似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资源，但是把握好时间的规律却是一件困难的事。对此，思想家都有深刻的体悟：马克思说，利用时间是人类认知自身的高级规律。凯恩斯说：科学、合理地运用闲暇时间是人类永久性的问题。于光远说，“闲”必定要被某种活动填充起来，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理。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可以多方面发展人的能力，否则人生虚度。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我们正是站在这些思想大家的肩膀上，关切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在当今生活方式中的地位与作用；关切当代人的闲暇时间生存状态，关切人们想从闲暇时间中获得什么的想法，等等。
《中国休闲研究2014》共有四个板块：理论研究篇、社会调查篇、纪念于光远专稿、国内外学术动态。四个板块虽各自成篇，但“闲暇时间与生活方式”这一主题在不同学科和方法的演绎下，形成了多元、多样、互补的学术脉络。
在理论研究篇中，五篇论文分别从法学、美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多重视角多方位地阐释了休闲、闲暇时间，令人耳目一新。
黄镇博士大概是国内首次从法学的视角关注休闲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休息与劳动的主体是同一个人，而休息与强制劳动的主体则是对立的至少两个人，这种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休息作为一项权利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对于休息权来说，它的主体是每一个人、它所包含的利益就是休息所依赖的自由时间，而它的自由就是在人选择休息或放弃休息时免于被人打扰或阻挠。如何实现这些内容，则有赖于休息权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看到这篇文章时眼前一亮：一来，终于有人填补这个角度的空白；二来，黄镇架构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休闲问题的法学镜像”。比如在“作为社会关系的休息”一节中，明确了区别于日常用语、休息的实践维度、权利调整的休息；在“休息权的基本属性”中，阐释了休息权保护的主体、休息权的调整对象、休息权的伦理意义；在“休息权的逻辑构造”中，分析了休息权的内在矛盾（休息与劳动的关系）、休息权的外部结构（权利、义务、责任的关系）。他的体系，正如他自己所讲：“这意味着要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提炼，使休息权成为适格的法学研究对象。为进一步完善休息权的实现机制寻找合理的切入点。”我个人认为，这为法学的人性化研究开拓了新路，也彰显了法学应有的特质。
同样令人欣喜的是，杨荣发的“论闲暇行为的自律与他律”，选题新颖。他认为：闲暇问题的社会性和闲暇行为的外部性，是闲暇行为需要存在自律和他律的必要且充分的理由。与黄镇的文章有互补与相得益彰之处。杨荣发在定义闲暇时间、自律与他律，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时，可谓结构缜密，其论述丝丝入扣。更大的看点是他对经典文献的引证，不仅强化了主题，而且提升了每一个论点的理论高度。我在听他的讲演时，内心就充满了一种激动。会下，我对他做了专访，得知他从事的工作是科技信息管理，平时就是喜欢博览群书，闲暇时间都是做这些“无用之功”。然而，正是他的“无用之功”充实了他的闲暇时间，而他在闲暇时间中也发展了自己的兴趣、智识和学力。使他的文章胜于许多专业工作者。
“自律”最早出自《左传》：“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唐代诗人张九龄：“不能自律，何以正人？” 可是多年来，“自律”已无人问津。
由此二文，我也想到了资产阶级政治法学的奠基者孟德斯鸠，他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人的权利当然含有休息权和享受闲暇时间的权利。在中国“依法治国”的今天，人们在享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时，我们除了需要休假的权利，同样需要理性、责任、义务。唯此，两位学者率先从律法与自律的角度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十分值得认真一读。
黄金葵博士专攻人类学。她从维克多?特纳的时间角度提出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由等级性的结构关系”与“反结构性的共睦关系”连续构成的观点。这种动态二分法揭示了工作与休闲在本质上体现为过程序列的二元互补关系。她的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休闲时间具有三个形态：即物质存在型、社会规范型、精神信仰型。她认为，法定假期的物质存在形态决定了假日作为时间资源的可储备性；社会规范形态决定了假日作为时间制度的可调节性。最后，通过实例讨论说明从移假制向储假制转型的可行性。虽然，这些观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有待检验，但是，中国年轻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和剖析休闲和时间问题还不多见。
张玉勤多年前曾出版过自己的专著《休闲美学》，如今这篇“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章仍体现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休闲并不居于真空中，并非审美的乌托邦，也不在生活和现实之外：它可能存在于日常饮食起居中，不断的交往劳作中，平日的小憩睡眠中，家庭成员茶余饭后的亲情交谈中。真正的休闲属于内心丰富充盈者，同时它也构成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快乐。从这一意义上讲，休闲既至高无上又极接地气，既可遇不可求又可信手拈来。这或许正是作为生活方式的休闲特有的张力和魅力所在。的确，休闲是美的。正因为如此，法律要保护她，人类学要探究她，民俗学要呼应她。
杨耐长期从事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关注和研究休闲多年。这篇“休闲追求与结构差异之间存在的矛盾”的文章是她今年出席国际社会学大会提交的论文，一经宣讲便赢得了许多外国同行的认同。在这篇文章中，杨耐执著地探寻人类休闲理想，许多经典文献思想给了她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愿景。但是，她也注意到，社会现实中休闲结构的种种矛盾现象，而这种矛盾现象却是社会与人的休闲结构性差异所带来的。她的文章正是在这个问题面前展开的论述。我知道，杨耐此前在休闲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通过这篇文章看出她的学术积累。科学界有一个说法：发现问题，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一篇文章的价值常常在于选题的新颖，而不是雷同。
第二个板块是“社会调查篇”，八篇文章的十几位作者分别关注了：大城市国民休闲行为；土地开发型村庄中“公共性”的衰退；闲暇时间中国民阅读的现状；阶层分化、消费竞争与农村老年人闲暇时间利用；高校大学生闲暇时间分配；城市儿童“童年缺失”状况；城市基本公共休闲服务供给等社会现象。
这八篇文章都采用了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社会调查法，包括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呈现了数据背后的不同被调查对象翔实的生活样态，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与生活方式、休假制度、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制度建设、产业结构、公民意识等诸多方面关系中的不如意、不完善。
这些“社会调查”表达了青年学者们社会关切和学术关切的意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了解社会、思考社会，向“学”和“问”的高阶迈进。社会调查很辛苦，透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每一个数据背后都凝聚他们的心智和心力。
耿羽、王会二博士看到土地开发型的村庄，虽公共娱乐兴盛，休闲性质却从“公共性”向“私人性”转变，曾经“嵌入”村庄的休闲出现了“脱嵌”。“脱嵌”于村庄的休闲，不能促成公共规范，不能激活村庄整体运行。大多数土地开发型村庄，既有的村庄“公共性”衰退，新的村庄“公共性”的塑造又被刻意回避，土地利益分配处于“隐藏的无序”之中。每次的土地开发，都带来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公共性”的进一步流失。若两位博士没有细致和用心的社会观察，甚至是亲自体察，这样的问题很难在理论的演绎中被提出来。
刘冬博士和她的合作者马荣，将调查的视点放在了城市儿童“童年缺失”这个现状上来。她们发现：城市儿童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出现了“童年缺失”的状况：“没有一起玩耍的玩伴”、“没有娱乐玩耍的场所”、“没有丰富多彩的游戏”、“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童年缺失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障碍，基于童年缺失的表现和影响。她们分析指出：家庭结构和居住形式的变迁、大众传媒的介入以及应试教育的缺欠是导致城市儿童童年缺失的主要原因。
我在审读她们的文章时，发现她们摆脱了一般写作调查报告的“窠臼”，虽然没有“问题的提出”、“方法的运用”、“问卷样本的数据分析”等等“程序性”的陈述,但调查内容却生动而鲜活，能感受到调查者的体温与仁心，感受到调查者向被访者靠近的姿态。
我突然想起，今年9月我在阿姆斯特丹参观“普利策大奖获奖者摄影作品展”时，在一组肖像摄影作品的解说栏中看到这样一段话：If you photographs are not good enough, you are not close enough. 我对“close”一词的深意有点不解，便去询问讲解员。那位年轻女志愿者告诉我，这是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库珀的一句话，这里的“close”是指摄影家的作品如果不够那么好，是因为你与被拍摄对象在心理上与他们有距离，你没有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没有与他们交朋友，他们不能把真实与生动的一面呈现给你，所以，你很难扑捉到精彩的瞬间。由此，我对“close”有了新的理解。同样，这句话适用于从事社会学调查问卷这个方法。我想，仅靠机械的技术工具、冰冷的数据、刻板的图表，而没有问题发现、没有“肺腑之心”的贴近，很难让你的调查报告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据说，现在做这类调查，要求必须遵守“程序”。当然，这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有现象，而没有一把“解剖刀”，这个报告是跛脚的。
近日我再次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调查的样本。当年恩格斯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和体验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后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许多章节中，看到恩格斯对“普通的工人住宅”和“生活环境”的描述。他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工人们”中写道：“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后来，恩格斯在“美国版附录”中又写到：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 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指导思想明确、设计结构缜密、各种要件同时具备，“马克思研究科目之多，和他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同样惊人的。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他所阅读的书籍，恩格斯就能给他开列出一大堆，其体积超过二立方米。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把这些材料全部利用了。他研究了财政金融、农业史和农业方面的所有重要新现象。此外，他还阅读了地质、生理和数学方面的许多书籍。他读过的书，几乎都做了摘记，多半还附以批判性的边注和解释。”恩格斯曾这样地说道：“马克思由于自己在理论上和时间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归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
读书过后，心潮起伏，与刘耳教授合作完成了“社会学实证调查的衍变及其启示”一文（将发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研究》杂志上），内有这样一段话：“社会学从一诞生起，就与哲学、经济学、人类学、史学、心理学、行为学、文化学、人口学等学科密切相连。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背景中就囊括了当时最重要的各学科门类，马克思恩格斯是‘为着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同时也是一位十分博学和严谨的学者。他们研究过的文献种类很多、范围极广，其中包括：罗马法史、拉丁语刑法典籍、教会法、哲学史、法哲学、艺术学，此外还有文艺作品，是巴尔扎克作品的忠实读者。马克思曾对他的父亲说，‘我已越来越牢固地同现代世界哲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没有哲学的帮助就不能把任何东西吃透。’可见哲学与多学科之重要。但是，在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偏重于分析技术过程、偏重于客观描述、偏重于数据统计，而缺乏来自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毕竟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矛盾、社会管理、社会发生发展规律等问题需要得到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支持与协助。”在文章的“反思”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定量调查方法是从一组单元中收集各单元的可对比信息的方法；调查的出发点是“为什么的问题”，为探求“为什么”，我们必须合理地提出假设、定出观察计划、组成变项、分析变项之间的各种关系。但不断有人指出调查问卷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绝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简化为问卷调查方法。这虽然只是质疑，但我们从中的确看到了某些浮夸、伪证、虚假的成分。”引入这两段话，一是希望与大家取得共识；二是希望向经典致敬。
在“纪念于光远专稿”一栏中，收录了两篇文章，都在查阅于光远多部著述与史稿的基础上，概述他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核心，为开拓与发展中国休闲研究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以及他的休闲研究思想方法。两篇文章，各有侧重，从中可见他对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发展的本质、休闲的本质所作的思考，对休闲与人本精神、与闲暇、与劳作、与创造、与消费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他的一个信念：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两种关切：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两种方法：“咬文嚼字”和“广征博引”；两种精神：“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可见他的休闲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之中；融合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兼备于学术情怀与社会关切，洞察于精微之处与高远之间，敏锐于生活咫尺与社会弘阔。作为中国休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于光远留给我们一个方向性的、旗帜性的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文本——他对休闲的规律性、时代性、实践性的把握，是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
我记得有人将中国休闲研究的起始时间定位于20世纪80年代，依据的是那个年代已经有研究休闲的文章？但我个人认为多有不妥，因为不符合独立学科诞生的四个基本原则（这里主要指人文学科）：第一，需有大的时代背景，提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问题）；第二，拥有一个基本的科学共同体，有学术代表人物，经典性学术著作，学术历史；第三，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方法、目标等；第四，有评价与检验的标准。
中国于1995年5月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两个月之后，于光远以其敏锐和胆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用他的学术声望很快吸引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加盟。1996年发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在文末，他高屋建瓴地指出：“尽管我国是一个休闲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但是将休闲作为一门学问，特别是作为社会进步的大事来研究还很欠缺。马克思在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希望我们在休闲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又是在他的主导下，1998年引介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2000年正式出版），组织了学术年会，启动了国际学术交流，他九十大几的年龄还操劳着办一本杂志，只可惜他已力所难及了......于光远的引领在中国开启了一个系统、全面的休闲研究体系。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于光远始终顶住来自“极左”或“极右”思潮的攻击，坚定地为这个学科保驾护航。具有如此伟力的开拓者，在他之前，我们还能找到另外一个人吗？
纵然，此前有多人研究过休闲问题，最早可追溯到“新文化运动”，甚至在“民国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能找到有关休闲、余暇、消遣、闲暇问题的研究文章、学术小品，但他们都只能是“先觉者”。因为，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备诞生这个学科的全部条件。
我说上面这些话，以及破例收录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一是要我们缅怀和铭记这位学科的奠基者、开拓者；二是借此展示于光远作为学科奠基者、开拓者的学术轨迹。
第四个板块，介绍了今年比较有学术影响的四个国际、国内会议。每四年一次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主题：“不平等的世界：社会学面对的新挑战”；“第八届欧洲艺术社会学网络工作委员会年会”主题：“艺术与艺术文脉中的跨学科对话”。该二会参加者众，筹备时间充裕，许多学术思想敏锐、尖锐，不乏社会学者们的洞察、担当、理性与责任。细细品来，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国际学术界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另有世界休闲大会9月在美国召开，中国学者出席者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宋瑞出席，却未及整理出大会纪要，颇感遗憾。
今年中国休闲年会分别在武汉和昆明召开，同一个主题，有别样的品格与风味，但同样都是硕果累累。
我们每年都很高兴编辑这样一本书，在没有专业杂志的情况下，以这样的方式发表大家的成果也不失一种良策。大家的学术水准在逐年提高，应当有一个展示的舞台。感谢入选论文的诸位作者，感谢“席坐侧位”的编委、学术委员为大家鼓劲加油，也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责编的鼎力相助。
马惠娣
2014年11月7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