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休闲管理理论述评
刘 耳 马惠娣
（2014年2月28日）
摘要
美国是对现代休闲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之一，与欧洲学派不同，它在继承古希腊休闲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的数理统计模型、统计学、系统管理方法，对休闲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为美国休闲与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本文梳理了美国休闲管理理论的缘起、特点、目标、价值观，以期对主导中国休闲产业发展的决策者、领导者、规划者、营销者、研究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与管理模型。
关键词：美国 休闲管理 目标
引言
美国是对现代休闲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之一，与欧洲学派不同，它在继承古希腊休闲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的数理统计模型、统计学、系统方法，对休闲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尤其对“二战”之后迅猛发展的休闲产业，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目前，中国在发展休闲产业方面与美国“二战”之后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在发展休闲产业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巨大，致使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是基于这个背景，本文梳理了美国休闲管理理论的缘起、特点、目标、价值观，以期对主导中国休闲产业发展的决策者、领导者、规划者、营销者、研究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与管理模型。
一、美国休闲管理理论的缘起
“二战”之后，美国的休闲业快速起步，伴随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休闲产品的需求大为提高。于是，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包括社区组织）都将众多资源投入到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上，商业化的休闲业开始蓬勃发展。根据曼森（Geoffrey Godbey，1994：355）理论，这些机构的形式可分为：1）个人所有企业，如度假牧场；2）地方公司，如滑雪度假村；3）大型的全国性公司，如健身连锁俱乐部；4）特许经营，如野营地或其他设施生产商；5）制造商经营的企业，如保龄球器材制造商经营的保龄球馆。
还有向特殊群体服务的机构，如因智力障碍、情感问题、身体残疾、戒毒，等等需求。由此诞生了许多服务型的休闲产业机构或组织，如许多非盈利组织主要向青少年提供休闲服务；有为专门顾客提供服务的盈利性机构（类似于我们现在有些专门为“白领阶层”、“富有阶层”等）的组织和企业。再如，有私人非盈利组织：野营与徒步旅行者协会、垂钓协会等等。
政府在发展休闲产业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和积极的角色。首先，政府希望通过提供健康的休闲活动来减少城市中的暴力、性和吸毒等犯罪现象；其次，推广理性娱乐运动（Rational recreation movement），组织合唱团、铜管乐队、读书会、休闲体育、童子军训练等活动；第三，规划、购买、开发和保养公园用地、开辟娱乐区域成为各级政府普遍的现象，如公园、森林、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海滨的建设；第四，提供具体的休闲技能的教育，如体育项目、各种表演、手工艺、举办社区娱乐活动，这些项目常常依托大学、教堂或社区学校。（Godbey, 1994:360）
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 美国各州政府鼓励人们参与和享用这些设施和活动，不仅促进了消费，而且带动了产业转型。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业与机构希望得到理论帮助；另一方面科学管理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美国休闲管理思想的来源
（一）对古希腊休闲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美国的休闲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后，其学科体系发展十分迅速，这得益于当时休闲业的蓬勃发展。在休闲研究的理论体系中，不仅体现在休闲哲学方面，而且在对现代休闲产业管理方面，休闲研究学者并没有追逐市侩和功利，而是在管理理论体系中继承了古希腊的休闲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在论及休闲时，是将其与人生信仰、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文化创造等联系起来。
希腊语中“休闲”一词为schole，为英语中“学校”（school）一词的来源（Goodale & Godbey, 1988: 19），说明古希腊人认为休闲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在他们的观念中，对自由人来说，“教育”（education）一词正如其词源一样，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作为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获得真正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换言之，教育的过程基本是现代休闲学中说的让人能“成为人”的过程。在欧洲兴起于12世纪的近代大学，“liberal”(自由和文学艺术之意)是办学的宗旨：休闲理当自由选择，知识给予自由选择的能力。“你将懂得真理，真理将使你自由”是当时各大学的“校训”（Thoms. L. Goodale, 1988:48）。作为这一思想的延伸，后产生了经院哲学、文艺复兴，近现代科学技术，以及马克思呼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19世纪末叶，凡勃伦创建了制度经济学和休闲学；20世纪中叶诸如萨缪尔森、皮普尔等学术大家对休闲思想，以及统计模型等做出新的理论探索。
所以，当学者们面对休闲管理时，他们基于已有的休闲思想传统，能高屋建瓴地思考休闲管理的决策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抓住了休闲中最核心的价值，也抓住了休闲的反功利特点。这为美国学者的休闲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
（二）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借鉴
传统管理学最早创立了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TQM））是指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让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持续经营的管理方法。之所以称为“全面”质量管理，是因为它是一种全员、全过程、全企业的品质经营。（参见刘立户, 2004）由于它把全体组织成员甚至社会的利益都作为管理目标考虑进去，这种管理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以利润为核心的管理理念。
TQM源于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即全面质量控制），而TQC早期的发展主要受美国的统计学家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与质量管理专家茱兰（Joseph M. Juran）的影响。“二战”后，戴明与茱兰都曾到日本工作，并将他们在质量管理方面的思想和系统的操作方法介绍到了日本，让日本企业管理者与管理学研究者知道，在产品质量的控制上狠下功夫，建立系统的质量控制体系，最终能让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中成功地抢占市场份额，获得长久的利润。后来，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鲍姆的《全面质量控制》（Feigenbaum, 1961）和日本组织理论学者石川馨的《日本式质量控制：何谓TQC》（1981）（后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Ishikawa, 1985））使欧美国家的企业及管理学研究者注意到了TQC，并在其企业管理中积极加以学习和研究，还试图进一步完善它（Houston, 1988），从而在西方掀起了全面质量管理（TQM）运动。
将TQM模式用于休闲管理，不仅适合于从事休闲产业的企业，也可供非企业组织在运行某些目标时，用于提高效率和降低运行成本。美国在其经济增长减慢，导致政府及民间力量在投资休闲领域经费受限时，其TQC模式帮了大忙。
而“作业基础成本管理”模式（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作为价值链分析（value chain analysis）之环节，对优化企业的战略和运行决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借用到休闲管理中来时，activity一般是休闲活动项，这时ABM可译作“基于活动的管理”。
将ABM借用于休闲管理领域，可对其所提供的游憩机会、设施保护，以及管理活动过程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均可视作系统的输出。（Driver & Bruns, 1999:359）借用者不仅有提供休闲服务的私有企业（参见Slack, 1999:407），还有公园与游憩设施的管理者（参见Driver, 1999:526）。
三、对传统管理思想的借鉴与创新
（一）休闲管理与传统管理思想之异同
休闲管理的主体及其所涉及的对象（包括相关的资源、人员）都与传统的管理有差异。尤其商业化的休闲设施在很多方面也需要遵循传统管理学的原则，传统管理学主要是为解决组织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发展而来的，因此组织运行的效率、经济效益（往往具体化为企业的利润率）等成了管理的主要目标，因而经济学、组织行为学是其主要的理论来源。
但是，除商业化的休闲设施外，现代社会还有大量的以政府或非企业性质的民间组织（如社区组织）为主体来经营和管理的休闲组织。这些非企业性质的民间组织可以是接受政府资助，也可以是自行筹集经费，但与政府经营管理有一共同点，即虽也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经济效率，但一般不以经济效率为管理的首要目标，而以提供一种公共利益（public goods），这就决定了休闲管理在其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实施方法上跟传统的企业管理有诸多不同。
在某些特定类型的休闲相关设施（如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的管理上，甚至不是简单地以为人类提供公共利益，而以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在这方面，研究者不仅可以吸收休闲学，还可以吸收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的理论观点，以指导休闲管理的实践。
（二）休闲管理的价值标准
确定休闲管理的目标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传统的企业管理是以经济价值为核心来建立管理目标的，这对于休闲管理来说显然价值过于单一。但是，其中也有值得借鉴的标准，诸如：员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的满意度，对企业的认同感，以及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持久满意等要素，也一并纳入了企业管理目标之列，这样的管理理论对休闲管理就有较多的借鉴意义。
据克里斯托弗·埃廷顿说，休闲管理的价值目标，常常得益于休闲哲学对休闲业界专业人员的指导，一方面，它能让人们明确方向、目标和目的，树立职业的价值与信仰。在他看来，哲学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因此，哲学成为专业人员手中得力的工具。另一方面，管理方法、项目种类以及地域、设施类型等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化中，而哲学可以提供了一种视野和一整套核心的价值观念，从而能够使人树立一个长期的思想认识模式。休闲哲学让从业人员了解 “为什么”的问题，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优秀，而且需要理解职业行为是如何被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信仰所影响。例如，在组织运作层面上，美国男女青年俱乐部就认为，该组织的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美国青年提供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健康娱乐活动，塑造他们良好的品质与个性。表明这个组织建立在特定的价值观念、信仰和社会取向基础之上，因此，这个俱乐部还积极与其他具有相同哲学理念的社会团体合作，并结成联盟与伙伴关系。(Edginton, 2002:110-116 )
（三）休闲管理模式的创新
休闲学注重人的自由、心理体验，以及休闲对社会文化价值的贡献，而这些价值要素难以量化，因此，很难套运用ABM模式。
难能可贵的是，休闲学者很快就提出了超越企业管理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方法，提出了休闲管理的新思路。他们把确定一个领域的管理目标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前提。从休闲理论萌芽时期开始，有关的思想家、理论家赋予休闲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管理不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甚至截然相反的一套价值观，是以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在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意义上，其价值观的核心可以说正是反功利的。???
当从事休闲研究的学者开始把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方法借用到休闲管理中来的时候，休闲学已远非一个在理论上稚嫩，或机械地去搬用企业管理的思路和操作方法。相反，关于休闲的理论已有两千多年积累起来的相当丰富和深入的思想传统，所以休闲学者能从休闲理论的角度，来思考ABM之类的方法，诸如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休闲管理，哪些地方又没有把休闲领域重要的价值考虑进去，等等。目前，我们看到发达的美国休闲产业、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诚信的服务体系、博爱的人文关怀、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等，都与几代休闲学研究者的努力分不开，也与继承与弘扬休闲价值传统密切相关。
四、休闲管理的目标何在
（一）提出休闲管理目标的重要人物
德里弗（Driver）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曾执教于密执安大学的自然资源学院和耶鲁大学的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同时任美国森林署研究员，致力于将休闲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府休闲项目的规划及评价体系的设计上。1989年，他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自然资源管理系的席莱尔合著《休闲的益效》一书（Schreyer & Driver, 1989），
他首次提出休闲服务项目的管理不能只沿袭其他领域的管理方法，而应从一个休闲服务项目能给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带来益处着眼，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管理。此观点引起了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开始，人们主要是针对实际的管理，提出“基于益效的管理”概念。但随着休闲学者在此领域发展出比较系统的理论，人们的认识从休闲给人们带来的益处的视角，逐渐提出了应用更为广泛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 Approach to Leisure，简称BAL）。BAL不仅对实际参与管理的人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休闲学者、从事休闲教育的人以及制定休闲政策的政府部门都是一种重要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商家、各级政府、地方上的社区都在积极建立各种休闲设施和规划休闲服务项目。但这些设施和项目在规划和管理上并不很成熟，或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或是在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同时带来一些其他问题，如建立娱乐场所的同时，可能破坏了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或是打破了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BBM（Benefit-Based Management，简称BBM）与BAL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目的是让休闲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休闲管理所涉及的多重价值和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为休闲服务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和一些具体的方法。
早在1990年德里弗与布兰斯合作的一篇文章，对人的休闲获得的效益列了一份长表（Driver & Bruns, 1999:352-353），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休闲学界对休闲管理价值考虑的广泛与细致程度。
（二）细化的休闲效益目标
此表将休闲的益效分为个人益效、社会与文化益效、经济益效、环境益效四大类，各大类下再作进一步细分。
“经济益效”分得比较粗，只是简单地分为“降低医疗费用”、“减少误工旷工”、“促进地方与地区经济增长”等8种；
“个人益效”分得最细：先是分为“心理益效”（psychological benefits）与“心理生理益效”（psychophysiological benefits）两部分，其中“心理生理益效”列了诸如“降低或防止高血压”、“对糖尿病增强控制或加以防止”、“改善神经生理功能”等共18项；而“心理益效”先是分为3小类，第一小类（改善和维持心理健康）列出“应对心理压力”（stress management）(包括防止心理紧张、沉思、从紧张中恢复)、“宣泄”（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改善情绪”等共5项，第二小类（促进个人的发展与成长）列出“增强自信”、“厘清自己的价值观”（value clarification）、“提高学习成绩和增加知识”、“学会谦卑”、“锻炼领导能力”等共24项之多，第三小类（自我的良好感觉与满足感（personal appreciation and satisfaction））也列出“自由感”、“自我实现”、“‘畅’与全神贯注”（flow and absorption）等14项正面的心理体验。
“社会与文化益效”，虽也只有1个层级的细分，但列出的项目有23项（如“增加对社区的满意度”、“减少社会疏离”、“增强民族认同”、“解决冲突与达成和谐”等），远多于“经济益效”的项目。
“环境益效”，虽仅列了“代管员职责与保持多样选择”（stewardship and preservation of options）“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让公众关注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等7项，但在“环境保护”下又列了“增加生态系的可持续性”、“保持物种多样性”、“让自然能持久作为科学实验室”（maintenance of natur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等5项，这样“环境保护”下实际上有了11个项目。
（三）重要的是发展人
细审上表“个人益效”中列出的项目，可以看出其：一方面反映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休闲思想中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美国休闲学近几十年的一个特点：休闲心理学取得的成果非常丰富，其中奇克森特米哈伊的“畅”的理论（Csikszentmihalyi, 1982）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两方面又互有联系，因为休闲心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把古代以来注重人的心灵体验的休闲思想跟现代的学术研究完全地结合起来，用现代科学的语言重新阐释古代思想家的洞见，并将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四）重要的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休闲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莱佛把“环境益效”作为一大类列了出来。其中有些项目关涉到非人类中心的自然价值观。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的创建者想多保留一些原生态的自然。但原生态的自然区域又极其适合修建休闲景区，比如目前中国在很多自然风光好的地方都开发成旅游景区修建游乐设施等等，游客自然得到了一种休闲体验和欣赏了美景，然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在不迎合大众趣味的同时，也“有条件”地进行利用。但主要目的有（Swinnerton, 1999:209）：1. 科学研究；2. 荒野保护；3. 保存物种与基因多样性；4. 长期的环境服务；5. 保护特定的自然与文化景观；6. 旅游与游憩；7. 教育；8. 对自然生态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9. 维护文化与传统遗产。
??? 在这个表里，科学研究与对自然的保护（包括对荒野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护）被列为前三项，可说是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是首要目的；这些以及第5、7、9项涉及的都不是能快速赚取利润的活动，现实功利性可以说很淡薄。第4项中的环境服务（environmental services）是美国紧急环境问题研究组（Study of Crit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于1970发表的报告《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评估与行动建议》（SCEP, 1970:319）中提出的概念，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生态系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hrlich & Ehrlich, 1981:305），指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益处或曰“益效”（benefits），如净化的饮用水源、废物的降解等等。这对人类是有直接的功利效用了，但这是生态系统自然运行带来的效用，而非由企业按利润的原则进行商业运行的结果。第6、8两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纳入商业运行的模式，但在自然保护区进行这样的运营只能是一种附带的功能，而且必须在科学研究和自然保护等受到优先考虑的目标得到保障后，亦即在原生态的自然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 可以说，对于国家公园的创建者来说，服务于大众休闲并非是这些公园的主要目的，而只是其一个附带的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赢得公众支持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休闲管理在国家公园这一领域的反功利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上表列出的多重目的，反映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者需要考虑的多种价值。其中固然有一些直接的功利价值，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商业经营价值，但这些价值在自然保护区管理者所考虑的多重价值的优先序列中属于比较靠后的。
从上面的列表还可以想见，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涉及到多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对博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环保主义者、从有关自然保护区获得生态系服务的居民、对自然与文化景观有兴趣的研究者及业余爱好者、游客（其中除普通游客外，也包括喜欢荒野自然的背包客等有特殊旅游兴趣的群体）、利用有关自然保护区进行教育的教师与学生、对自然保护区的某些资源（特别是旅游资源）进行商业运作的企事业单位，等等。此外，从时间维度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者考虑的不仅是目前和近期内能从保护区各种资源受益的人，而也包括未来世代的人。
（五）“成为人”是休闲效益的最大目标
“成为人”（State of becoming）(John R. Kelly, 1990:1-104)是休闲社会学家约翰?凯利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休闲应成为一种“成为状态”，这种状态更多地指一种行为取向，而不是单一地以时间、空间、形式与结果来定义它。因为，人类是追求意义的物种，任何行动都有寻求和产生意义的层面；当以物质形式出现时，我们称其为产品；当它是以非物质形式出现时，人们从中获得了兴趣和想象力。无论怎样，行为者不仅在表达自己，也在寻找自己；他不仅存在，而且在“成为”。休闲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任务后的主要发展空间，如儿童的游戏、青少年的探索、年轻人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中年人展示能力并表达自我、以及老年阶段与社会的融洽，构成了人的一生“成为状态”的生命链。
它是一个过程，人依靠这个过程变成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共同的文化，人们才能表达自我和相互理解，并在其中实现个性化，即尊重自我和发展自我。为了更好地体现休闲效益的这一最大目标，美国的休闲产业更多地是“提供发展人”的各种设施，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歌剧院、运动场、工作室、试验室、大众舞厅、小剧场和露天场所等。
像罗尔斯顿那样的哲学家于闲暇时在荒野中背包旅行，饶有兴味地对自然状态下的动物、植物、矿物作博物学考察，进而沉思生命的本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见Rolston, 1989:221-261）。这样的体验不是一时的感官刺激，而是能带来知识与智慧的增长，能启迪人的哲思，让人在静默的沉思中去追问自然与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将休闲与人的自由、人的创造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信仰等方面联系起来，便获得了最大的休闲效益。
五、政府的服务意识与职责
（一）政府应当做什么
毋庸置疑，人的休闲生活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的康体娱乐活动，以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因此，政府如何参与管理、如何服务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据戈比教授概括，至少有多项原则政府必须做努力协调：1）需要有更多的管理，更少的政府干预；政府必须多掌舵，而少划船。2）必须根据产出情况，而不是指令或意图来评判政府机构，政府必须关心预防，而不是善后。3）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有领域，竞争总比垄断好。4）公民是有评价能力的群体，因此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给他们以选择的余地。5）政府职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所以应变的能力和灵活性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原则可以重塑政府对娱乐、休闲、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休闲服务的策略（Godbey, 1994: 378-381），而这些策略也将随发展的变化而变化。
（二）政府政策与策略变化的原则
政府政策与策略的变化也必须有原则：1）休闲政策应更多地反映环境、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需要，问题可能涉及：短期利益对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对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经济上无休止的贪婪予以公开谴责等等。2)要关注到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对“有钱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加强对“富有者”社会责任的教育，并履行回馈社会、回馈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政府的策略是，用来自高收入参与者的资金向低收入参与者提供服务。3）休闲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将在整个政府中展开，诸如运输、自然资源管理、教育、卫生等等都涉及到休闲问题，认为休闲事宜只关系到一个部门的想法已经过时。4）休闲政策将更多地考虑“预防”，即防患于未然，这对发展经济、人的道德、身心健康有更大的意义。5）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的消费模式正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但我们造成的环境后果，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北美消费了全世界40%到60%的非法毒品等）必须要求我们的休闲政策应越来越多地响应可持续发展，重新调整我们对休闲的利用方式和生活方式。
结 语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休闲产业，过去的三十年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大。除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自然生态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场景，以及人文生态环境的芜杂之外，我们至今很少看到中国人的休闲管理思想，当然，在这个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埋头于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赚钱，淡忘了休闲与人的价值取向，忽视了休闲与人的自我理想；同样，与其他领域一样，相当多的领导者、决策者把休闲产业操控于“股掌”之上，任凭其拍脑袋、独断专行，并当成“政绩工程”、“向上爬”的牺牲品，同时也把发展休闲产业当成“摇钱树”。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休闲社会的来临，其宗旨在于发展人，是将其与人生信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文化创造等联系起来；它固然可以进入商业领域，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和谐社会关系，降低贫富差距，促进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质，改变产业形态，而达到这个目的是有价值观作指导，否则将是一艘没有舵手的船，不知飘向何方。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对与实践的作用影响很大，特别是哲学思想（理性思想）它能让决策者、规划者、经营者明确方向、目标和目的，树立职业的价值与信仰，哲学成为专业人员手中得力的工具，提供开阔的视野和完整的价值理念，树立长期的思想认知模式，而不至于走错了方向。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工作者是社会的良知、企业的良知、国民的良知，业态发展情势和国民的生活方式是对学者良知的考验和检验。特别是休闲理论研究者，不能缺少人文主义情怀，不能缺少人文知识，不能用“技术工具”和“统计工具”替代人文需求。
恩格斯曾说到：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不可能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同样，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也不可能站在文化与文明的前列。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传统的管理思想固然有可取之处，却不能替代休闲管理思想，其中没有追逐市侩与功利当成为新时代的管理目标。这方面的理论在中国尽管苍白，但，这不是拒绝研究它的理由。
我们这篇文章抛砖引玉，希冀更多的学者关注中国休闲管理思想理论，希冀“产、学、研、政府”之间有良性的互动，希冀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休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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