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休闲思想述要
马惠娣
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
（2014年4月5日完稿）
摘 要：于光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辟了十数个学科，休闲学是他晚年最后的“作品”。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著述与文章，探讨休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规律性、时代性、实践性等问题，论述了休闲与人本精神、与闲暇、与劳作、与创造、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为中国休闲研究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本文查阅与梳理了于光远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与文献，概述他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核心对构建休闲研究中国学派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从中可见他对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发展的本质、休闲的本质所作的思考，以及于光远休闲研究思想方法的独特性。
关键词：于光远 人本休闲思想 思想方法
引 言
于光远，自1995年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于当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近20年来，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先后引进并翻译出版西方休闲研究著作，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在全国形成了一支研究团队，成立了相关学术团体和机构，出版了《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对话》）等著述和文章。他的高屋建瓴和远见卓识为中国休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马克思主义给我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
于光远，（1915-2013年），上海人，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讣文”）
他自青少年时代接触《道德经》、《易经》后，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物。“十分有幸的是在清华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选学了张申府教授开的一门形而上学的课。申府先生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英文版）也作为参考书。我就是在清华的这个图书馆里认真地看完了这两本书。读这两本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书中所阐述理论解决了在这之前我读各种有关自然哲学的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信服……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并成为我毕生的航标。”（见马惠娣文：“于光远访谈录——谈人生”，1998年）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关注人、解放人、发展人是其核心。他说，马克思的人本思想, 源于他崇高的人的本性, 即对人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他引述1835 年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论文中的一段话: “一个人决不应该仅为了获得个人的谋生手段来选择职业, 而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为了发展和完善人的各种能力来选择职业。”这种“为人的发展和完善”，亦成为于光远毕生的向往。
1983年，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他在《文汇报》（1983年3月23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人类文化总汇”的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要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掌握住今天千百万人的心灵，也的确不能只靠共产主义的口号，只靠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而要密切联系日常各方面的工作，克服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任何表现……马克思主义是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于历史上一切精神文明决定性的因素。”（见于光远著，《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95和843页）
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得他的各类研究始终带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气质，而且也深受这一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行为方式中，以及生活情趣中都刻下了人本主义的烙印。
1936年，他在广州学习当时苏联出版的《供说外国语工人使用的俄语读本》，看到苏联的公园改称为“文化休息公园”，对这，开头有些新鲜，再一想，觉得标明这一点是有好处的。（见《论普遍有闲的社会》，第28-29页）
1939年，那是一个艰苦的战争年代，“革命”是每个革命者精神世界中“唯一的理念”。就在这个时候，于光远开始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劳累的时候，他以翻译马克思写给燕妮的爱情诗作为消遣的方式，显示了年轻的于光远的浪漫主义情怀。
1946年艾思奇同志完成了一篇“建设新家庭”的文章，呈交毛泽东，而后，毛泽东批示暂不予发表。艾思奇便把文稿丢到了垃圾筐。细心的于光远捡拾起，并保存起来。1959年他整理了六篇关于“家庭问题”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访问东欧代表团副团长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而那里的旅游事业与博物馆事业的密切结合这一条，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回国后，他以“旅游与文化”为题发表文章畅谈：“旅游是增进旅游者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且轻松而又愉快的一种活动。”（于光远马惠娣文，“关于文化视野中的旅游问题的对话”，《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1982年，国务院将原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更名为“国家旅游局”，时任局长韩克华在后来说，于光远真是一个目光远大的人，那个时候，中国百业待兴，旅游在当时“遥不可及”，可是于光远却看到了旅游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参与起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纲（1979年），这篇讲话后来成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也成为开启中国历史新航程的重要智囊人物。待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时（1984年），中央工作报告中三段文字谈到“生活方式”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1984年）
依我推测，这份文件中对“生活方式”的表述其思想来自于光远，因为，在我查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时，发现他的相当多的文章涉及生活方式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提出：“抓生活、促生产”，是对当时长期统治人的“抓革命、促生产”观念的一个颠覆性言论，接着他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建议：
“我们应该研究人民群众的消费、生活和生活方式问题，使人民群众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要进行指导，但不能横加干涉。一方面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包括审美观点，让他们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和消费正确结合的办法来指导消费。”（见于光远著，《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0页）
“现代人，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在现代人生活方式中，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讲科学、讲道德、讲礼貌、讲美、讲卫生、将享受、讲发展和表现自己的才能与个性，等等，哪一点不属于文化要素？离开了这些文化要素，也就没有三中全会提出的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进步要求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增强生活中美的文化要素，一要增加和提高客体中美的要素；一是提高接受美的主体的审美情趣和能力。”（见于光远著，《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6页）
那个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此哑言无声，而且还批判于光远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他毫不客气地批判当时的“极左”路线，他说：“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及其他活动——都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但是直到现在，劳动者的生活问题很少列入党政机关的议事议程。”（见于光远著，《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6-368页）
从七十年代末至他的晚年，他写了大量的文章，谈生活方式、旅游文化、酒文化、餐饮文化、花卉文化、度假文化、玩文化等等与生活情趣相关的话题。
在一次会议上，他提议由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科学、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由此，不难看出于光远人性中的浪漫，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1995年5月我国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于光远敏锐地意识到“休闲”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凸显于人的生活中，并于同年7月组成了中国首个“休闲文化研究小组”，开拓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门学科。是年，他已整整八十周岁。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一如既往——思想敏锐，对新生事物不仅有扑捉的能力，而且仍然充满激情和热情。他在阐述“普遍有闲的社会”时，坚定地声称：“马克思在休闲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见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
开拓中国休闲研究的是于光远，而不是别人！我们从他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信仰与追求中，找到了他的学术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他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建党治国”的国家最应该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
二、于光远：人本思想中的休闲观
1、休闲：自由全面地发展人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关于人的问题始终被各个时代的哲学家所追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考察人时，提出了休闲的概念，认为“有闲”可以让人变得“高大”（指道德层面），“有闲”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作为西方最杰出的文化传承者，充分吸收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本思想。纵观马克思主义学说， “自由时间”被反复论及。在马克思眼中：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于光远《经济学扎记》第1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当普遍有闲的社会来临之际，于光远意识到：“休闲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关乎人的发展、人的走向。他认为，当年美国学者凡勃伦先生发现一个“有闲阶级”的崛起，而目前中国是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有闲阶级”和“普遍有闲”有着性质的区别。“有闲阶级”只是“一个阶级”，而“普遍有闲”则是全体国民进入从“谋生手段”到“乐生要素”的社会（见于光远文：“闲”——最大最大的字眼）。在他看来，休闲，不仅是一个生活表象、生活内容，而本质上是如何让人自由全面地发展，其中孕育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
那么，社会生产力新的规律是什么？他说：“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规律。”（见于光远“《普遍有闲的社会》）
他又论及“休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的问题。他说：“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乐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没有理由忽视它。”……他说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预见到：未来社会目标应有三个特征，即：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理论预见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他勉励“今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有高度的责任感，去观察、关注、研究这一带有规律性和生活本质的社会现象。”（见于光远“《普遍有闲的社会》）
?他稔知马克思主义文献，凭借超人的记忆力，常常信手拈来，或脱口而出其中的段落。他崇拜马克思对人、人类自由精神的热爱；对把人作为最高价值和目的来追求。并认为，这种人本思想是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 着眼于人的全面解放。他认为，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问题，必须触及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但不能离开哲学的指导。因此，他说，“休闲的哲学实践”与“休闲的实践哲学”应当是休闲研究的起点。他强调休闲哲学在实践性方面应得到更多的体现；休闲哲学的实践性应体现在对时代气息、日常生活经验、价值理念的充分反思与理解上，特别强调所有这些事物之间的整体性与相容性，尤其要体现在塑造人的正确价值观方面。（见《对话》）
在对待休闲观问题上，他十分看重人本思想中的价值观问题，他说，确立人，首先要确立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在对各种社会实践进行评价时所持的观点。具体地说，就是什么样的社会目的，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为之奋斗。在他发表的“价值观与幸福观”一文中，谈到富裕与幸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大家熟悉的《红楼梦》故事中，贾府到后来出现了衰落景象。但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物质生活直到最后还都是很富裕的。在《红楼梦》中，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抱怨工资太低，物价上涨，但是他们的生活很不幸福，一个郁郁而死，一个出家当和尚。为什么？那就是受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不能自由结合，给这一对青年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就涉及到精神生活的问题。幸福的生活要求一个人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伦理关系。”
于光远用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揭示了人的自由和精神生活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生活水平这个道理。他反对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导向，忽视精神生活的作法，他又举一例说：
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的居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希望“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而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过一种比较严肃简朴的生活是一件好事”，“宁愿从非物质的体验中得到快乐”。进而，他认为在中国“普遍有闲的社会”中，休闲伦理问题必须引起关注。
“我们要研究中国，有没有可能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路，过今天西方社会那样的消费生活？例如：有没有可能做到12亿居民每户有一辆小汽车，或者平均二、三户平均一辆小汽车？如果那样，我国每年要生产多少亿吨钢？有没有可能像今天美国人那样，每人一年要消耗相当于十五吨准煤的燃料和动力？如果达到这一标准，我国每年要生产多少亿吨准煤的燃料？这样的消费生活值得我们去追求吗？对此要有长远性、战略性的目标。”（见《论普遍有闲的社会》1996年）。
他举这个例子，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新的、先进的生活方式的关注，另一方面，可见他的全局观念、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
他从实际休闲生活中，看到了休闲伦理问题。由此忧心于人们对消费价值的理解过于简单，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文献，说明消费价值在于“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无论如何，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这些考虑和忧心，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他作为《自然辩证法》的译者之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创始人，对《自然辩证法》烂熟于心。他曾引出《自然辩证法》中“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 、“导言”一节，他说，恩格斯在预见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时指出，人类将经历“两次提升”，第一次提升体现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二次提升体现在“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显而易见，“两次提升”看似关注到人从生物属性和动物属性中脱离出来，而恩格斯真实的目的在于提升人的主体性，提升人的本质（人要有人的本质，而非动物的本质）。人不是一个经济动物，如果只追求物质财富、享受物质财富，那么人类又回到了“动物世界”。亚里斯多德说过一句话：“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刚愎自负，目无法律和正义，他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见《对话》）所以马克思反复论述自由时间的价值：“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页）
正是这个道理，于光远在思考中国休闲哲学特色时，坚持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与动态的思维逻辑，他说：“如果说未来建构休闲哲学的理论体系，我想，休闲是基础，而不是哲学理论本身。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基础中发现那些有关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尽管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准则更倾向于社会性、依赖于社会关系，但是它们与人是同构其中的。对每一个个体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无论他们在其中享有世俗的休闲，还是享有信仰的休闲。人们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然而，人毕竟是社会的人，如果离开了共同的规范与准则，那么人的自由、正义、责任、秩序、美德都会化为泡影。”（见《对话》）
归根结底，他希望实现马克思人本思想在中国休闲研究中的具体化。
2、休闲：时代的大课题
“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也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尽管十分遗憾，但于光远从来没有放弃对休闲与时间价值的深度关切。
他撰文说：“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是同社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事物。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闲暇的生产和增长。“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那时，整个社会就从“有闲阶级社会”走向“普遍有闲的社会”。他认为把“闲”的本质分析清楚很重要。他认为“闲”有两种性质：一是“闲”作为“一般的闲”和“特殊的闲”：
“一般的闲”，指的是人们正在做和必须做的事情可以减少，而获得的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外的其他的事情，诸如：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去从事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生产，从事学习和创造发明，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当然，“闲”也具有特殊属性。也就是说“闲”是有各种不同的“闲”形态存在。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有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闲”。这种“闲“同人们一般讲的“闲”是不一样的。人喜欢有更多的时间由他们自己支配，不带任何勉强，不把它们视作谋生所必要，因而这种活动虽不属于“休闲”的范围，但从本人来说会感到更多的兴趣。
他本人，一生都惜时如金，甚至一天当成两天用。他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时间的论述：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因而，利用时间问题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他曾多次讲马克思作为一名伟大的导师，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对于时间没有片刻的荒废。他曾讲18岁的马克思陷入爱河之事，由于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真正的不平静之中。马克思做了正在恋爱中的年轻人常做的事情——执笔写诗：……“千万不可忧虑重重，屈服轭下终日郁郁，因为我们还有所向往，有所要求，也还有积极行动的自由。”也许于光远当年在延安翻译了这首诗，不仅从中领略马克思忠贞的爱情，也从这首诗中汲取了革命的力量，坚定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浪费时间。
“闲”不只是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闲暇时间越多，利用好闲暇时间的问题就越突出。从个人方面来看，就有一个把自由时间支配好，使这段时间过得愉快、过得充实、过得有意思的问题。从社会方面来看，也有一个如何帮助和引导人们支配好闲暇时间的问题。
“闲”必定要被某种活动填充起来，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理。“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就一定会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如何从“闲”中获益是很值得全社会思考的。一位西方哲人说：人的差异在于闲暇。这话很深刻，也足见闲暇的价值多么大！《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尽管，现在离这样的社会阶段还很远，但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见《对话》）。
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于是向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建议，希望中国各驻外使馆的研究室了解驻在国中央政府机构设置情况，以供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参考。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外交部作了部署，不久寄回了几十个国家的材料。他在法国的材料中看到法国内阁中就有一个“业余部”，说明了法国政府对业余时间问题的重视。他说：闲暇的价值不言而喻，没有闲，人的自然成长都有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是强调休闲的。他特别欣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闻数穷，不若守中。”
“人的心灵要保持清净，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社会实践表明：“历来在紧张、繁忙、匆遽状态下工作和生活的人都难以正常而持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与智慧，当然就少了创造性。人们形容蚂蚁的‘繁忙’——浮世忙忙蚁子群，莫嗔头上雪纷纷。大雪纷纷，是关系蚂蚁生存的大事。可是蚁群还不知不觉，忙得没有主见，忙得没有远见，只能平庸。”（见《休闲·游戏·麻将》2006年）
他忧心于当代人普遍的“无闲”现状。他告诫研究者要多做实证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来。他同时也意识到，“闲”字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中被“矮化”。他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整理了带有“闲”的成语。他说：
“罗列一下“闲”字头的词语，很多很多，但大多都是贬义，比如：“闲谈”、“闲聊”、“闲扯”、“闲问”、“闲说”、“闲言”、“闲话”、“闲舌”等等，甚至连对写“闲文”的人都给予白眼。再比如，形容行动方面的词汇有“闲串”、“闲逛”、“闲游”、“闲遛”、“闲荡”、“闲玩”、“闲耍”，无所事事的“闲散”、“闲坐”、“闲居”、“喝闲茶”、“吃闲饭”、“管闲事”、“闲账”、“闲事闲非”，发“闲愁”、“生闲气”……只要带上个“闲”字，就可以说都是属于无关紧要的事。
如果要形容人，有：“闲人”、“闲身”、“闲民”，官吏中有“闲官”、“闲职”、“闲冗”、“闲曹”乃至“闲杂人等”……反正带上个“闲”字头的人，他们的地位总比不带“闲”字的要低不少。”（见“闲：一个最小最小的字眼”）他担忧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会对社会起不良作用，对闲暇重要性的理解会打很大的折扣。
他尤其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闲暇时间利用问题。他的个人经历说明，闲暇时间是每一个人学习的第二课堂，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堂，可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方面。他常忆起童年的事情：“他7岁的时候已读完了《水浒》、《三国》。小说看完，就看弹词、曲子，如：《再生缘》、《珍珠塔》、《琵琶记》、《西厢记》都看。那些曲子太文雅，看不懂，就只看说白。所有的文学作品看完了，他就开始看《天演论》、《梁启超文集》以及国家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书籍。对于一个7岁多的孩子来说，这些书是很难看懂几句的，但他仍会“高兴不已”。这些书读完了，开始读父亲读过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本。数学方面的有：算术、代数、几何、八线（即三角）；自然科学方面的有：格致（物理）、化学、博学（植物、动物、矿物）；其他就是父亲看过的专业课本，如：弹道原理、枪炮制造原理和技术等等。虽然这些书在他11岁之前只是胡乱地看了一遍，然而，却培养了他渴求知识、追求真理、刻苦自学的好习惯。”（见马惠娣文“大学问家——于光远”，1998年《中华英才》）以亲身经历说明闲暇时间的价值。
所以，他批评当代的教育是让孩童死读书，读死书，甚至为追求考高分，而放弃对许多方面的爱好，这严重地违背人的成长规律。他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能展开孩子们想像的翅膀，激发他们的兴趣，发现他们的爱好，培养他们的专长。他引用了西方谚语：All works,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意思是说，“只有工作，没有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
当然，有人会玩物丧志，那不是游戏的错，而是游戏者没有掌握好“度”，缺少价值判断，也是家长或学校没有指导好和没有尽到责任。”他还批评，单纯地追求休闲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忽视休闲的人文文化意蕴；单纯地追求休闲消费创造的物质层面的一时发展，忽视对休闲者内在素养的提升。这种急功近利遮蔽了休闲教育的重要性（见《休闲·游戏·麻将》）。
3、休闲与劳作：人生中重要的一对范畴
休闲与劳作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休闲，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休养生息和消除体力上的疲劳；二是自由全面发展自我，使之“成为人”和“社会化”。而劳作，之所以说劳作是指“劳动”和“工作”两个形态，劳动和工作都有谋生和创造的属性，但在某些属性上又有很大不同。
于光远在其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实践，还是理论实践，对休闲、劳动、工作相互作用的关系极为重视。他说，人之为人，正因为劳动，是劳动创造了人。如果远离劳动，也必然造成人的退化。马克思曾说过类似的话，“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是人类劳动运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来的。”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曾预言，“自动化机器系统在经济过程中最终替代人，并称这是劳动的最后变形”。这个预言如今已经成为现实，有人把当前的劳作形态称为“e劳动”时代，他认为很贴切、很生动。“e劳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更多地解放劳动生产力，劳动产品的知识附加值愈来愈高，创造性越来越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劳作的多元化、多样化和人性化正在显现。然而，劳作却不会因此而终止。某些传统的劳动方式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也有可能某些传统的劳作方式又重返人间。他断言：人类还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更高级、更符合人性的劳作方式。劳作从“谋生手段”到“乐生要素”。快乐的劳动会给每一个劳动者带来激情、灵感、效率与创造力。试想，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工作状态中，如果没有乐趣与快乐相随，那岂不是进了“地狱”。（见《对话》）
无疑，劳动与休闲的界限也愈来愈模糊，休闲的意义会更加突出，因为人的劳作方式将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他同时指出：还有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那就是劳作本身对休闲的依赖会有日益加强。休闲作为劳动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会得到普遍的重视，以全面自由发展劳动者素养的要求会愈来愈
高。这些都会引起社会结构、政策、教育、服务、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变革。这是以劳动与休闲作为一对范畴为基础，讨论它们之间关系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见《对话》）
这的确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需要关注的问题。他说，对于这样的变化，问题不仅在于每个人要有思想准备，而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价值标准体系，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要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无论如何，快乐的劳作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是人的尊严的组成部分。（见《对话》）
他以自身的经验和体验告诫大家：学会休闲与劳作的融合，学会掌控张与弛、忙与闲的尺度，学会平衡享受生活与享受劳动的能力，就不会在“繁忙的工作”或“终结的工作”面前迷失人性。从劳动者个人进步来说，各种休闲活动对于个人知识的长进、素质的提高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讲求积极的休闲文化)。还有，对做好业内工作来说，休闲得好，生活得到调剂，工作起来效率可以提高。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休闲，就会在精神上带来不好的结果，影响工作。如今，人们有两种误区，一种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因此劳作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劳作在将来也只是少数人的事了；另一种认为:劳作与休闲往往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说明人们对休闲本质的认识很模糊（见《对话》）。
他引用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的一段话：“古人讲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可见学会休闲之于劳作的意义（见《休闲·游戏·麻将》）。
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休闲与劳作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对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的劳动将会更多地凝聚人的休闲智慧，休闲智慧将使未来的劳动充满创造的激情与乐趣。劳动形态的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本化，既是人类的理想，也是文明社会真正来临的标志。他如是说。（见《对话》）
4、休闲：自由、兴趣、想象力
人在休闲状态中，游戏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谈休闲，不能不谈游戏。于光远最著名的一个观点是：“玩是人类第一部教科书”，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最直接、最易得、最自由的学习课堂。他说：这本“教科书”教人分享、欣赏、好奇心、想象力、兴趣。为此，早在2000年时，他就呼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
他认为，游戏常常和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游戏方式，因此“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小孩子们在一起“过家家”，学生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工作的人下班回来聊聊所见所闻，老年人在一起切磋厨艺、伺弄花草等等。生活方式中缺少游戏，既不符合人性，也会让生活沉闷、刻板。
他注意到现在的孩子们严重缺乏游戏时间，缺乏对孩子游戏价值认知能力的培养。 “唯分为上”之风在全社会弥漫，甚至是越演越烈。孩子不仅完全被绑在学校学习，甚至课余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如此。知识量虽然很大，但是视野却越来越窄小，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连体育课、美术课也在不断地缩减。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历来是教育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孩子真正成长起来的基础，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他们的人格不完整。（马惠娣文，“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访谈”，1998年）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休闲教育目标十分可取：“培养休闲行为价值判断的能力；选择和评估休闲活动的能力；决定个体目标和休闲行为标准的能力；合理运用闲暇时间的能力。”他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一般人认为，工作与游戏是一对矛盾，但他认为工作和游戏从来都是一种互补关系。人类社会中许多发明就是诞生于游戏中。以“小科学时代”为例，科学研究完全出于人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像显微镜和望远镜在内的大多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其最初的创造原型都是作为玩具被构思并做出来的。吉尔伯特、哈维、伽利略和开普勒所做出的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以及笛卡儿、笛沙格斯、费马和帕斯卡所发明的数学都不具有直接的实际用途，也不是生活中的必需性要求，而所有的动机与目的都是追求游戏中的自由状态。他提及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童年的维纳是个调皮的孩子——爬迷宫、玩滑梯、打群架、摆弄扩音机、万花筒、幻灯机、与妹妹“过家家”，他也对各种生物现象发生兴趣，观察细胞分裂、精卵结合。这一切使他很愉快，促使他产生了许多怪异的想法，为他日后在数学、工程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奠定了基础。物理学家费曼走向科学之路，却是他童年时的游戏。费曼说，正是小时候父亲与他玩游戏让他知道了科学的有趣性。父亲教他把瓷砖一块接一块地连起来，然后推倒，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游戏。父亲又教他放这些瓷砖时一定得在一块白的后面连接两块蓝的，依次重复，决不能出错。渐渐地，费曼看出了门道，那就是图案的规则性。这是父亲给他上的最早的数学课。从那时起，费曼对“寻找图案”发生了兴趣，而且他的一生都在寻找自然界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的图案。后来，他对科学的解释是，“科学令我们享受智力上的娱乐。”
于光远本人也是对各种事情充满兴趣的人，童年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做豆皮”、“占卜”、修鞋等各类市井生活他都注意观察与思考，他后来说，社会大课堂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增强了辨明是非、判断真伪的能力。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的生理特征基本相似，作为智慧承载体的器官大脑的重量几乎相同，即使有差异也可以通过后天得到开发与弥补。但是大脑海马区域分布不同具有普遍性，因而才有不同类型的天才出现。这个发现告诉人们，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尊重不同兴趣，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讲求“求同存异”的。而个性、差异、兴趣的显现往往通过游戏的方式表达出来。
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是自由、兴趣、想象力的集合体。马克思说，“自由是创造的前提”。于光远说，“创造为乐，自由为乐”，创造和自由是互为前提的。创造，必须有自由的环境；而自由的环境才能为创造提供灵感。
早在2000年初，他就呼吁国家开办研究玩的大学，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教授玩、玩具制作与发明，以及玩的理论研究的专业，这不是什么好事，否则对我们全方位地继承文化遗产、进行新的文化创新都会带来局限性和片面性。北京中关村是创新基地，也是创新人才密集的地方，应当成立“游戏俱乐部”，让它成为创新思想的摇篮。
他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撰写“儿童玩具小论”、“玩具（大纲）”等多篇文章。他收藏了世界各地、形色各异的玩具。他对新生事物保持浓厚的兴趣：78岁开始学写散文随笔，声称当一名“21世纪文坛新秀”；85岁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86岁开通自己的网站；业余时间与外孙女演算数学题，那是最好的游戏与休息。
他认为，当今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社会”，除了人、才、物和各种硬件设施的准备外，认识游戏的价值，引导好游戏的方向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说，认识游戏的价值，本质上是认识创造的来源问题。（见“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
5、休闲消费：培育“完整的和全面的人”
休闲消费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100多年过去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如今在中国已然成为现实。
于光远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休闲消费的重要性。自1998年他提出了：“怎样的生产会产生怎样的消费，或只能做到怎样的消费”的问题。他认为：把生产与消费、生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讨论清楚，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和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就基本上清楚了。当然，交换与消费、分配与消费的关系也应该讨论清楚。于是，2002年他撰文探讨“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两段论述：
“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91～392页上。）
“……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接着马克思又把论述转到人本身方面来）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视作一种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这里说的新的需要，当然是人的新的需要。生产广泛新的产品的部门的发展，要求具有广泛需要的人，要求把这样的人作为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新的产品与使用、消费这些新产品的人，是同步生产出来的，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在这里马克思高度评价有广泛需要的人为“完整的和全面的人”，把具有多种享受能力视作有高度文明的人的一个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两段，他在引用的过程中，做了说明和重点句子做了“下划线”。他对第一段做了这样的解释：“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往往只把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本身讲清楚为止，60年代我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里就是这么写的。这里马克思讨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新的消费层因之显示出来，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数量，而且要求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在质上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而论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消费这种变化的必然性。
对于详述这两段话，他有着特别的用意，因为：“这两段话，我很少见人引证。现在把它们引证出来，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都知道，于光远作为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政治经济学》中国教材。他反思了当年对马克思消费思想理解的局限性，而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应该关注“消费的本质”问题。
他于2000年前后开始撰写“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就是对消费本质的深入思考。他说：“第一和第二种消费品主要指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而“第三种消费品”特指“近现代交通工具”和“近现代通讯工具”，它们是从外部发展人。“第四种消费品” 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包括教育、科研等。其特点，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在发展人。而人的智慧和能力，是“社会生产力要素说”中——生产工具这个社会生产力的唯一要素中精神的生产工具。“第四种消费品”生产和消费得越多，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就越快。”
依据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仍沿袭以往的就经济论经济、就产业论产业、就消费论消费，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了，休闲消费的灵魂也不复存在了。所以，他批判说：“现在人们仍习惯于线性思维，搞经济的人看不到经济之外的世界，什么来钱快，就做什么投资。有时候像往田地里施化肥，头几年的收成也许好，但土地的自生长能力已经丧失了。发展经济需要文化的底蕴，发展休闲消费也需要文化的引导。”（见《“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
人们误以为，休闲消费就是吃喝玩乐、挥霍浪费、炫耀财富。他认为不少人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如今休闲消费，已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了“边际效用”的出现，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们可以用“边际效用”的规律来解释这个现象。所谓“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1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举一个例子，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有人给你拿来一笼包子，当你吃第一个包子的感觉是最好的，可是吃得越多，单个包子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就越小，直到你吃撑了，其它包子已经起不到任何效用了。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一是生产产品需要多元性、多样性，但每一个个别的欲望又有其限度。二是完全的物质产品（不管是多么好的产品）只能满足人的单一欲望，换句话说，没有精神产品或带有文化附加值的产品总会令人厌烦的。
依据这个规律我们不难看出，谁的产品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的需求，谁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这是对企业而言。对个人而言，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消费，“边际效应”就会过早地出现。西方为休闲消费注入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体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看到这个历史大趋势。
他说：“消费为人的多种需求提供保障，对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个命题，马克思一直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人希望得到的东西总比为维持生存的一般需要多一些。现在仍有人认为我国出现了“消费早熟”的不好的现象。社会消费问题，到底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我们国家有一个流行的经济学观念，说消费多了，积累就少，速度就慢。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批评美国是消费社会，那种批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能否反过来说主张一个“非消费社会”呢？肯定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并且消费的增加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需要的增加，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见“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9期）
同时，他注意到一股消费主义的潮流，这是一种追求体面的、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费，试图以物欲的满足和占有来构筑其心理和精神的需求，把人的价值单一地定位于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的基础之上。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见“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9期）
“我主张对劳动者的消费进行科学的指导。这件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研究人民群众的消费、生活和生活方式问题，使人民群众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见于光远著，《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51-352页）
?他关注休闲引起的产业链和新的经济现象。他在2008年撰文指出：“目前在中国，事实上休闲产业已经崛起。可是一些企业，也包括管理者和市场营销者，只知道休闲给经营带来机会，却缺少人文关怀意识，不了解人的休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经营休闲产业的企业盲目性很大，许多休闲产品缺少创新，缺少人文精神。所以，在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方法、创新技术。
人民大众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群，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国计民生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我们常说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就应该体现在休闲生活中。我一再强调理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束之高阁。这个原则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见《对话》）
三、于光远休闲研究的思想方法
1、一个信念：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
于光远用一生的时间和实践研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成为他人生中的精神楷模和人格楷模。从他年轻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到中国改革开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与片面理解、断章取义地引介马克思主义不同，他更注重全面、完整、系统地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普遍有闲社会”来临之际，他的休闲学说便与马克思主义“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理论逻辑中：自由时间——解放人——自由全面发展人——创造新经济——促进休闲消费——从内在方面提升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对科学、艺术、哲学的全面享用——反作用于生产力——尊重人——创造一个新的主体价值。在这个逻辑链上，体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社会生活普遍现象、规律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研究，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以及解决社会生活伦理和政治实践的关切。
他反对架空哲学，尤其那些“文字游戏”、“隔靴搔痒”、“攀附风雅”、“失去主见”式的文章和学术；他反对不接地气、远离社会与生活源头的哲学杂技；他也反对缺少批判与思辨的僵化哲学。因此，他强调：学术应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应能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反复说：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经济学的研究决不可以仅停留在象牙之塔之中，而远离社会实践、远离人民大众、远离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吃喝拉撒；更不是把对长远、整体、综合的经济观察与研究建筑在象牙塔之上。……我们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即要做好假日经济、消费经济等的“经济”文章，也必须超越“经济”的狭隘眼界，从哲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视野中考虑休闲。”（在“休闲产业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0年8月24日），仅这两段话足见他深切的人文关切。
2、两种关切：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
于光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敬佩与信服，因而他的一生，不论是学品，还是人品，都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气质。他叹服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对社会与民众的关切，利用宝贵的时间做各类社会调查，他说：“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扬弃。”（见“会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导论》一书编写人员的谈话要点”，1984年10月25日）
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就是体现在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并把生活看作是一切实证科学的本源性。因而，“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为原点和出发点的。”这就是于光远开启中国休闲研究的历史必然性。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有情趣翻译马克思的爱情诗，关注家庭与生活问题；当人们深陷“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他却坚定地提出“抓生活，促生产”的思想；1978年，中国“百废待兴”，他却看到了旅游对发展人、发展经济的未来前景；中国实行5天工作制，他立刻意识到：休闲是一个新的文化经济现象，并指出，休闲是一个经济问题、艺术问题、科学问题、创造问题、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认识人的问题。他常常“人云所未云，发人所未发”。这些都源自于他的“两个关切”。
他的学术关切，来源于他对社会的关切，他经常走基层，做深入的社会调查。90岁以前的他“坐轮椅、走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2-3次，每次都跑若干个地方。90岁之后，他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从平民大众的生活中提出研究的问题。比如，“他关注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认为他们今天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这个现象全社会的人都应关注”。“我能经常看到那个梳长辫子的女同志在这里打乒乓球，具体情况怎样，是否下岗或退休？平日的闲暇时间如何分配？做做个案调查。”（马惠娣文，“多管‘闲事’的于光远”）他总是在社会调查中找到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的结合点。
3、两种方法：“咬文嚼字”和“广征博引”
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为着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同时也是一位十分博学和严谨的学者。马克思研究过的文献种类很多，范围也极广，其中包括：罗马法史、拉丁语刑法典籍、教会法、哲学史、法哲学，此外还有文艺作品，是巴尔扎克作品的忠实读者。马克思对他的父亲说，没有哲学的帮助就不能把任何东西吃透。于光远认为，马克思在这些广博的学识中确立了坚定的人本精神，从中他总结出两种治学方法：一是“咬文嚼字”，二是“旁征博引”。
他认为：“咬文嚼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1）陈述明确、论证严谨、不能自相矛盾；（2）争取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界定；（3）与经验现实对话的概念界定。这是哲学的基本功。古人的读书方法，就是有辞章考据的能力。因为，不论思考一个问题，还是写一篇论文，都要对你提出的概念界定清楚。他反对把时髦的、流行的，而自己没有界定清楚拿来就用的做法；也反对用文学上的修饰来掩盖模糊概念的做法，并坚持“不使用未经批判的概念”。
他也喜欢“旁征博引”。旁征也者，不以孤证为满足。博引也者，前人之研究成果尽可能为我所用。是要研究者对资料和文献的充分占有，不仅材料多，而且能够合理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学科知识，观察的视角多了，才能发现或找到某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现象以及其中的规律性，这样论述才能生动鲜活，令人信服。（见马惠娣文：“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
他要求“休闲研究的中国学派”形成“开放性、跨学科性、包容性等学科特点”。（2009年休闲年会书面发言）他强调：休闲实践哲学对形成和培育休闲研究中国学派有着特别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给了我们一个理想、一个价值观，而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给了这个理想和价值观以一个更具有深度、广度的生活实践的舞台和理论创造的空间。”（见《对话》一书）
4、两种精神：“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人的自由是前提。他说：“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的个性追求自由”。 而“独立思考、精神自由”成为他的座右铭。
“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息。“自由”是人的精神本质，它能增长人的道德、智性，发现人生志趣和活力，能有足够的空间让思想放飞。
为了独立思考，他鼓励人们学哲学。他认为学哲学是提高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人不学哲学也会思考，但学哲学会使人更聪明。学哲学并不只是从哲学书籍和文章中学，而是可以从各门科学中，从各种事情上都可以学到哲学。在许多方面、在许多人身上都可以学到聪明。从办蠢事中人们也可以从反面吸取教训，学到聪明。现在有些人用死记硬背的办法学习哲学，那是学不到聪明和智慧的。（见“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
他提出：“二表人才”的问题：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他认为：“爱表现自己和爱受表扬都是人的天性，只不过我不忌讳说出来而己。恩格斯指出生活资料分三种：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资料。我特别注意‘发展和表现自己’这几个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竞技者不就是这样吗？我可以讲讲自己的心情：当我自己坦白承认自己爱表现的时候，我在精神上觉得得到一种解脱，说出了真我……但是我提醒自己两点：第一表现必须真实，第二得到表扬不要忘乎所以。”（于光远九十寿辰致亲友的信）这种率直与率真的性情，可见他对独立人格、精神自由的珍重与守护。所以，他常常是人云所未云，人发所未发。
结? 语
于光远，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从中可见他的休闲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之中；融合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兼备于学术情怀与社会关切，洞察于精微之处与高远之间，敏锐于生活咫尺与社会弘阔。
作为中国休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留给我们一个缜密的中国休闲研究的学术文本——他对休闲的规律性、时代性、实践性，休闲与人本精神、与闲暇、与劳作、与创造、与消费的关系的准确把握，是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他为中国休闲研究题写的宗旨：“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也一定成为休闲实践哲学的方向。
斯人已去，方法犹存，精神常在！
（刊登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