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代表在休闲哲学专业工作委员会上的发言
胡冀燕
于光远先生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出席今天的会议，委派我来参加。
今天是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换届的会议，于光远先生得知他所开创的休闲学有了新的学科带头人，非常高兴。所以，首先我代表于老向冯长根同志当选第二届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表示祝贺！
会议安排我发言，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于老对我国休闲学科建立和研究所作的贡献。
关于休闲学和休闲研究，可以说于老是“提得早、提得高、积极推动、始终关注”。
“提得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不久，于老就把要注重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问题提了出来，指出“现代人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在现代人生活方式中，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1983年他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第七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期间，与西班牙交通旅游部长的一次谈话，启发了他对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进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业进行了研究。他提出：“旅游业是具有很高文化性的经济事业，也是具有很高经济性的文化事业。”九十年代初，他开始研究“玩学”，指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2001年他以《吃喝玩——生活与经济》为书名，出版了一本文集，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不理解，一个大经济学家怎么不务正业，搞起吃喝玩。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里，吃喝玩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提得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于老就发表了《论普遍有闲的社会》的谈话。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提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进而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角度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活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没有理由忽视。休闲会使人们愉快，它就应该在生活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他还从对劳动者个人进步角度论述休闲的意义，指出“休闲本身虽然是轻松的，但是各种休闲活动对于个人知识的长进、素质的提高也起着积极作用（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求有文化的休闲）。”当然休闲业对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有很明显的积极的作用，但作为经济学家的于老在这方面谈得并不多。相反，他时常告诫的是“休闲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人只看到开展休闲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研究休闲本身。比如说，只讲‘假日经济’，而不多讲如何使人过好假日生活，而后者应该是发展休闲产业的目的和基础。”在我国休闲产业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本末倒置的观念和做法仍然是休闲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积极推动”:于老不仅撰写文章、出版著作，从理论上积极研究探讨休闲学，还身体力行，从组织上加以推动。例如1995年他倡导建立了“六合休闲文化研究中心”，并亲自制定了研究方针；1996年在他的倡议下，召开了“首都理论界休闲文化学术研讨会”；1998年他与龚育之成思危共同开始主持“西方休闲研究译丛”；2006年在于老的倡议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成立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他先后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等著述，还为每一届休闲年会书写文章，多次出席休闲年会,2009年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休闲社会学中期会议。于老在休闲学的研究上身体力行，不仅从理论上推进学科的发展，还积极从组织上促进。
“始终关注”：2006年于老因患脑血栓住院，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更多的会议和活动，但他仍关注休闲研究的进展，关心老百姓的休闲生活。每次马惠娣到家里去给他汇报，他都认真地听，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些建议。有些会他不能亲自出席，就委派我去，带去他的书面发言，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并让我转述会议上其他同志的发言。他还让护工推着他到社区的公园、游乐场，去观察市民的休闲生活，并与在那里打乒乓球的市民交谈，了解他们的闲暇时间如何支配等等。可以说，休闲学是于老晚年从事学术研究所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学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休闲时间也逐渐多了起来。休闲学这门学科也逐渐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然而这门学科在我国还是非常年轻的学科，基础还非常薄弱。在座的各位学者都是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任重道远。希望在冯长根同志的带领下能在学科建设和学术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2013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