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马惠娣
当代社会生活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闲暇时间在增多。以中国为例，目前法定假日全年为115天。其中一些群体的闲暇时间拥有量则更多，比如：学校的师生有寒暑假，全年约160天。国家公务员、科研与事业单位享有“带薪休假”制度，每年约10天，全年约125天。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全年约有半年闲。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由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约有4000万人处于待业、失业、不稳定工作状态。退休人员绝大多数是赋闲在家。就业结构多元化、工作形式多样化、生活样态多模式化使“弹性时间工作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闲暇时间多了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爱因斯坦当年曾算过一笔时间帐：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睡觉和吃喝拉撒。而一生的工作时间大概仅有13年，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大约有17年。因此，一个人能否有成就，就在于他对17年闲暇时间的利用。从这个现实讲，重视闲暇时间的利用问题，怎么讲都不为过。
科学、合理地利用闲暇，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源和个人财富，是积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
正因为如此，众多有识之士发表文章不断阐述休闲与闲暇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序言”中，于光远先生指出：“休闲的价值不言而喻，没有闲，人的自然成长都有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强调休闲的，我特别欣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闻数穷，不若守中。”意思是说，人的心灵要保持清净，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成思危先生则注意到休闲带来的经济效益：“国民休闲旅游度假、图书阅读、艺术欣赏、体育健身、文化体验、继续教育等等带动了中国人的消费市场，促进了财富的二次分配，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王文章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的话题”，与闲暇时间、生活方式、城市品质的文化建设息息相关、与我们当代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一
本《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中的第一组文章，试图多视角看待闲暇时间。期待学者从理念上厘清闲暇时间的概念。透过几篇文章，我们的视野会开阔得多，从中可以参悟到：闲暇离开了劳动，便也失去了意义。闲暇时间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自由。工作的自由意味着“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然而由于休闲、劳动和文化的复杂性，使闲暇时间具有了多重的定位，这是充满矛盾，但又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刘方喜教授在“自由时间考辨并论休闲学的两种价值趋向”一文中，从厘清概念入手，揭示闲暇时间的多重内涵。他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实际上包括“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与“闲暇时间”两种，前者是“生产性的自由时间”，后者是“消费性的自由时间”。片面强调“消费性自由时间（闲暇时间）”构成了休闲学消费主义的价值趋向，而“生产主义”休闲观则强调“生产性自由时间”即“自由生产”的重大价值。刘文认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时间”，是休闲学的两种不同价值趋向。他概括为：“消费主义”的价值趋向和“生产主义”的价值趋向，同时形成了两种不同休闲观。他还认为把“自由时间”转化成“消费时间”，这或许是资本在其晚期扩张中一个最大的预谋——对此应保持足够的警醒。刘文同时也指出：消费社会中“自由消费”、休闲活动中的“消费性自由”只是自由的一种“假像”。而这种假象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其实早在1999年马惠娣就发表了“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一文，其中论述了这样的观点。
乌肯·库伊克在“工作、休闲与文化”一文中，对“休闲是文化的基础”这个经典的命题提出了质疑，乌文认为，将现代社会经验的教训与古代的智慧结合起来，论证这样一个命题：与主流意见相反，使得有意义的休闲成为可能，不是免于工作的自由，而是以工作为基础的文化发展。他认为：当民主社会建立时，必然带来艺术、文化、音乐和科学方面的新价值观。即马克思在工作中看到的对人的本质的表达，并期待从必要到自由的革命性飞跃，这将使工作自身转变为一种休闲活动。因此，他认为工作、休闲与文化高度结合起来之时，工作的自由与休闲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这个观点与上篇刘方喜指出的“‘消费性自由时间’和‘生产主义’休闲观，”涉指同一个问题。）乌肯·库伊克是伊文思·西蒙思想的追随者，此文于1982年在美国《外交家》杂志上发表，距今有30年，所持观点与西蒙一脉相承。西蒙作为美国著名哲学家，在其有限的一生中花了很多精力关注劳动哲学问题。他认为，休闲如果不与提升劳动者的素质结合起来，那么，休闲的存在只起一个“花瓶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休闲是不足取的。乌肯·库伊克文章是对这个思想的进一步阐释。我的朋友托尼（伊文思?西蒙的儿子）早在几年前就向我推荐了这篇文章。收录到《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中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学者在研究休闲问题时，不要忽略休闲与劳动、休闲与提升劳动者素养之间的相互关系。
盖瑞·奇克教授从跨学科与人类学的视角探索“休闲、劳动和文化的复杂性”， 提出了一个有关文化复杂性和休闲时间可获得性的综合模型，并对此模型的一些意涵做出建议与评估，探讨文化、文化复杂性以及对文化进化的影响，以及休闲如何影响了文化的进化。他认为，休闲时间有四种定位：第一种是“剩余理论”，指空闲时间随着某些功能的提高而增加。第二种是“时间不足”假设，空闲时间随着某些功能的提高而减少。第三种是“U形曲线”，空闲时间的多少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第四种是“自然存在”。奇克教授以跨学科和人类学的方法论证了休闲时间的四种定位。核心问题是告诉我们，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不同社会形态，对理解休闲时间和及其价值存在着大的差异。他举例说，虽然土著人的休闲更能达到一种自然与自为的状态，但是，忽视工作时间带来的创造也许不符合逻辑。盖瑞-奇克教授是少见的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休闲的学者，这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有独到的分析和判断。记得十多年前我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时，曾与他就休闲人类学问题进行过讨论，那时就给了我很多的启迪。这次在中国发表得益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黄?的翻译。休闲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因此这篇文章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角度。
“认真性休闲”（大陆译为“严肃性休闲），是国外休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关注人的闲暇时间利用，并获得深度满足感的问题。赵芝良教授在阐述“认真性休闲的特质与意义”时指出，认真性包含了诚挚、诚心诚意、重要性与谨慎等特质。而三种休闲体验形式在复杂性、活动时间、职涯性与类型上显然各有其特色；不论是何种认真性休闲类型，参与者多能针对其所参与之核心活动呈现出六大特质的行为表现。此种核心活动诱使人们参与更大范围、更多意义和多面向的休闲活动，进而使参与者涉入一种深度的满足感。
二
虽然，闲暇时间难以界说，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它的意义在于腾出时间让我们在科学、艺术、哲学、信仰等方面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如果仅囿于末枝细节，势必误入歧路。
闲暇时间是我们生存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论在现代还是在古代，理性的闲暇时间总会给人带来惊喜，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和生产方式。杰出的创新人才无不是闲暇时间利用的高手：阿基米得洗浴中诞生了杠杆支点原理的灵感。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受到了水壶沸水顶起壶盖现象的启迪。牛顿在伦敦瘟疫发生期间，不得不回到乡下的家里赋闲，也正是在这段恬淡的生活，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英国剑桥大学校园中的“下午茶”，以既普通又特殊的形式，让人们在自由、放松、随意、平等的氛围中进行交流，激励师生迸发灵感、产生思想火花。难怪有人说，是“下午茶”喝出了英国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学家外尔说：“独处和自由”是科学王国中盛行的原则。爱因斯坦一生酷爱小提琴，有人说他的科学发现与小提琴有着内在的关系。大凡有成就的科学家，是独处与自由使他们“天才的翅膀生长出绚烂多姿的羽毛”。
叶智魁先生在“休闲、文化与艺术”一文中论证道：在休闲的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休闲活动，经常会带来较正向、美好或有意义的经验。与艺术相关的种种（创作、活动、经验、作品）经常都离不开休闲，许多的文化也是因为人有了休闲才得以产生。因此，休闲、文化与艺术三者之间息息相关，而且不论是对个人的成长，或是对于群体之文化或艺术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他还认为，人们在生存已不再是急迫问题的时候，在能够免除（或暂时免除）生命中所需承受的劳顿奔波的时刻，或是在无须为经营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事务伤脑筋的时候，休闲、文化、与艺术的重要性便突显出来，而且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的生活素质与生命质量亦会更好。
范育成的文章与叶智魁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学术路径不同。范文条分缕析中外古今经典之作，将休闲文化视为“心灵的表现”或“精神的创造”，有创造性的人需具备“视俗情世间之毁誉若无物”的心灵条件。在休闲的心境下，创意得以表现，文化得以发展。她还特别注意到，有创造力的人比较有玩兴, 这可能是一种自发性及自我实现的反映，有助于原创思考。而玩性恰恰源自休闲。
孙天胜的文章则徜徉在古人的“山水”与“田园”之间，阐发古代文人的生活。他认为，古代文人既有世俗追求的功利性，又有精神世界的超越性；既有日常生活的田园性，又有养生艺术的实践性。因此，重新审视古人的山水田园生活对当代人来讲也许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如何古人曾经美丽的生活样式依然为今人所神往。尤其是与世无争的心态、与自然合一的心境、与山水园林为友的志趣，都在昭示着我们走向自然。古人云：“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汉·杨雄）第二组的三篇文章，实则是三位学者的心声、心智与心性。读好书，阅美文，识好友，不亦乐乎！
三
工业社会以来，假日制度兴起，二十世纪初期出现在欧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首先以国家意志力强制执行带薪休假制度。1948年联合国制定《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24条“人人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休假权是人权和发展权的基本权利，目的是全面自由地发展人。中国1995年开始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1999年开始三个长假，即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各有长达一周的假期。2007年减少了五一劳动节，拆分成清明、端午、仲秋三个短假日，全年法定休假日总量由原来的114天增加至115天。
节假日的意义在于：生活与生命中的仪式感，让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接受庄严、信念、凝聚力、亲和力的洗礼。当然，节假日也是一个多元与多样的资源库，她让我们收获文化传统、礼规习俗、生活情趣、价值信念；她还是一种公共空间，各种方式的庆典注入每一个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不仅释放激情，也获得人生不同阶段的快感；她也是一段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最通常的人也可以获得短暂的休息。
然而，至今，中国的节假日都被冠以“黄金周”，节假日的经济功能被无限地放大，节日的庄严与神圣荡然无存。旅游、购物基本成了节假日的“主旋律”，感官刺激和虚假的“自由”与“轻松”转移和掩饰了人们平日浮躁、焦虑、匆忙、压抑的情绪。并大有“与文化主旋律”分庭抗礼的着数。节假日的退化与异化折射出中国人的价值迷茫——钱比生命重要，钱比善良重要，钱比诚信重要！当我们焦虑于道德沦丧的今天，“黄金周”难咎其责。
我们在编辑这组文章时，表明了我们对“黄金周”的焦虑，哲学家说，焦虑是反思的开始。我们首先反思“黄金周”在诸多结构设计上的不合理、不人道。尤其在2007年减少“五一劳动节”这个长假后，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多数民众发出了反对声浪。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三篇文章，试图从实证与学理层面，质疑休假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徐菊凤文章认为，审视休假制度之效果不能仅囿于旅游视角，因为旅游只是人的休闲行为方式中的一种。另外国家《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的出台，却缺少严格的法律制度作保障，结果对大多群众来说，这种休假只能流于形式。徐菊凤教授在调查中注意到，事实上，人们在旅游之外还能有更丰富的休闲方式。她说选择“安静休息”和“家庭休闲娱乐”也为数之众。而更多的人耿耿于怀的是假日权利受到了侵犯。徐文质问到：调整长假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假日制度需要考虑旅游现实，但不能唯旅游界意见是从，旅游界意见可能合理，但失于狭隘。同时不能让伪科学的网络调查方式绑架政府决策。
而王美玲的文章颇具针对性，她认为，要解决目前黄金周的一些弊病，简单地取消黄金周不是办法，因为堵不如疏。她认为，黄金周被取消，难以满足人们的休闲诉求。政府担当着国民身心健康的责任，应当考虑到如何满足人们长距离出游以及在居住地长假休闲的需要、如何提高我国公众的休闲活动质量？无论选择出游，还是其它的休闲放松，对国民平时紧张的工作都是一种调节。如果逐渐废除黄金周，中国工作族的亚健康问题势必更加严重，国民身体素质日益低下，失去休闲的制度保障，前景堪忧。
黄金葵的文章颇具建设性，她针对当前黄金周期间景点景区客流量超负荷接待现象，提出增设大众“游兴”测评指标；设立客流峰值警戒线；健全客流疏导预警机制。主要措施包括：高峰期电子客票实名预售与配额制；高峰期游览活动的席次制、场次制、固定线路制；客流轮候区服务补偿制。建立完善的景区客流疏导预警机制，不仅有利于消除景区客流高峰期管理中的安全隐患，更是从景区管理的角度对游客的“乘兴而至、满意而归”的休闲目标的满足与尊重。她认为，目前我国旅游业界因过度追求短期利益所造成的社会性隐患已不言自明。中国的旅游业何去何从，不能仅凭出游人数和销售额这几个经济指针资料去评价利弊，甚至预测趋势。做到以人为本，精细化构建是“黄金周”的改革方向。
“黄金周”的确到了反思与改革的时候，但基本前提是维护人的发展权，体现人文关怀，回归节假日应有的要义——她是文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孕育文明、教养与信仰的生活元素。
四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于城市的规划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格。3000年前，周朝城市立法：“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县耜（SI），野无奥草。不夺农时，不蔑民工。有忧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意思是说，种植行道树木标志里程，偏远地区要有旅客餐饮服务站点。城市近郊要有牧场，边境要建迎宾客栈。洼地里要让野草丛生，城区里要分布树林和水池，以备防灾。大片土地都种粮食，使农民不会将农具悬挂闲置。衙役不可以耽误农务，不可以浪费人民劳力。国民优裕无匮乏。有休闲，无过劳。城府的基础设施井然有序，地方的力役供求得当。短短数语把城市立法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劳作与休闲、城市与农村、工与农的和谐关系详述其中。
当今，中国城市化已有30年历史，历史上不同性格的城市，如今都变成了一个模样，原有的城市法律制度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今天，城市发展正向误区的深处走去——以为城市越大越好、CBD越多越现代化、城市功能越齐全越有竞争力。然而忘却了城市为谁而存在。如今还有一种论调，即旅游城市向休闲城市转型。什么是休闲城市？尽管人们对休闲城市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是都忽视或忽略了城市与休闲内中的灵魂，忽视和忽略了城市与休闲本真的关系。我们担忧将来以“休闲”命名的城市将把人们引入新的困顿与混乱之中。
我关注城市的这一现象有近10年的时间，与刘耳提交“城市、宜居城市与城市的休闲气质”的论文，试图从休闲学的视域温习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本质，以助于我们对当代城市建设与规划有正确的认知。我们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创造产物，人是城市的主体。塑造一座城市与塑造一个人是同一个原理。长久的内在修养，且持之以恒的结果，便形成了城市的气质。这个气质，一定具有文化的、艺术的、美的内涵，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唯一属性”的品格。
城市的气质在哪里？就在清洁的街道、避阳的树荫、市民参与的广场、忙而不乱的火车站、童叟无欺的商场、互助友爱的住宅楼群、普通市民的通情达理、接人待物的善良淳朴、儿童的玩耍之地、老人休憩的座椅、残疾人顺利地出行、普通大众体面而尊严的生活中。当然，断不能少文学家艺术家打动人心的作品，志愿者服务于他人的身影，一代又一代传承给我们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精神遗产。城市发展不仅依靠经济的逻辑，更源自人文的力量。
遗憾的是，当下我们看到的是“千城一面”中迅速崛起的CBD集群、高楼大厦里的灯红酒绿、拥堵不堪的街道、喧嚣嘈杂的娱乐场所，唯独缺少市民可及的图书馆、艺术馆、游憩空间、运动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错，但是不要模糊城市的价值取向，忘却人类建设城市的自我理想与追求。正在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形式主义味道十足，长官意志违背了民意与城市应有的轨迹。
其实，任何一座温馨的城市少不了“有朋自远方来”，对现代人说，成了“旅游目的地”。宁泽群教授文章“旅游吸引力与城市的休闲气质”，便是探索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一个城市对于旅游者的吸引力？他认为，城市的“休闲气质”是最大的吸引力。而城市的“休闲气质”主要通过当地居民的休闲娱乐方式来集中体现出来，并不单纯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氛围，因为它是一种活的生命体，既保留着该地区人们生活方式的历史累积延续下来印记，又会随着时代发展所引起的物质、心理和制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它既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又会随着时代变化形成新的独有特征。
当然，宁教授的上述两个观点有待于进一步充分的论证，但是，无疑，城市的技术系统正由于人的休闲行为而发生变异。李世雁教授在“休闲与城市技术系统”一文中，可谓愁肠百转，始终困惑于：真正的休闲可以减少自然与城市的压力，可是人的休闲需要走出城市、走向自然，这些行为使得自然的土地越来越少，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堵。如果回归到原点——依靠步行走向自然，那么对现代人来讲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她难圆她理想中的休闲之梦。她慨叹：休闲可以消解城市之中的空间异化，可是异化的消极影响也使休闲面临各种困难。钢筋水泥建筑所构筑的空间虽然是人们的家，它的异化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了逃离的迫切。休闲解决了人类迫切的心理需求，让人走出城市，然而休闲离不开交通。交通技术体系所产生的异化却让城市失去生机。休闲可以消解技术体系的异化，同时由于人类对技术的依赖，也决定了克服异化的艰难。李教授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中的社会哲学问题。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清晰的论述，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休闲研究不能脱离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论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五
“文以载道”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一方面重在怀澄抱朴苟利以国家，另一方面重在学术良心与社会责任。我们在编辑这四组文章时，努力从理性出发，努力观照现实，践行中国休闲研究的使命，秉承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传统，深研中华文化休闲智慧，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思想之精髓，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努力聚集有识之士耕耘于中华五千年休闲文化之沃土上，追寻休闲之主旨，探究休闲之精髓，思索人生之要义，前瞻人类之未来，直面现代社会的休闲问题，启迪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唤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在这册《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中，美国两位学者的文章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域。台湾三位学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论证、规范的行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位大陆学者为多年学术积累，切实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文化和休闲行为中的价值倾向，多篇文章都是反复修正，所言所思对人都有启迪。其中两位年轻学者虽然涉足学道时间尚短，但文中可察到她们的努力和用心。
在几个月的编辑过程中，我特别得到台湾开南大学休闲事业管理学系助理教授李明宗先生的鼎力帮助，从约稿、审稿都浸入了他的智慧和心血。我由于不日内将赴英伦，其压力不言而喻。他体谅我的处境，侠肝义胆地分担了对盖瑞?奇克教授“休闲、劳动和文化的复杂性”译文的校译工作。刘耳教授在期末百忙的教学工作中校译了乌肯·库伊克的“工作、休闲与文化”的译文。接下来，还将有宁泽群、李享二教授，以及旅游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孙延旭先生打磨全书。在此我向他们致以真挚的谢意。
马惠娣
赴英伦前夜于北京
2011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