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民与农民工文化冲突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民与农民工文化冲突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摘要]在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设计中，由于缺少对生存于城市的农民、农民工生活空间的规划，缺少对他们进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缺少使他们体面而尊严地在城市中生活的社会服务与管理，导致各种冲突的发生。本研究工作以实证研究和间接调查报告为主，关注市民与农民工冲突之间的社会背景，探寻冲突的成因。旨在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阐释这种社会矛盾的文化根源，反思“二元社会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反思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误区，反思中国民生建设中人文思想缺失的现状。

目前农民工人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与民生问题必须高度关注的群体。

近30年来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建设，城乡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城市原住民与进城务工的农民（社会称谓农民工）在社会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差异、分歧、冲突也日趋加深。

城里人认为大批农民工人挤占了城市有限的资源，包括劳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资源等等，使城市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降低；而大批农民工人则抱怨收入低、遭受歧视、社会保障性差、低端劳动环境几乎没有向上发展的空间等等。事实上，这种分歧与冲突减低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满意度。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年轻一代农民工人的比重已占到这支队伍的61.6%（16-30岁），他们由父辈进城“赚钱”的单一目标，变为发展自我的多元目标，即：不仅要“横向移位”，而且要“垂直向上”。

毋庸置疑，市民希望城市生活更加有序，而进城农民工人希冀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如何缩小这种冲突，实现人们的合理愿望，无疑考验着政府、政策、政治体制的新思路。

本研究以实证研究和调查报告为主，以市民与农民工人冲突现象为背景，旨在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反思中国民生建设中人文思想的缺失，反思政府、政策、政体在对农民工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农民工人在生活空间、劳动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的严重缺失。为寻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文化建设和改善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思路。

农民工人被泛称“农民工”，最早出现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1]特指中国改革开放后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群体，其“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仍有承包的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2]农民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基本融入城市，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相对稳定的收入；第二类，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流动性较强，比如在春节或农忙季节返乡，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第三类，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兼顾农业生产。[3]他们的职业特点是：劳动密集型，文化程度初级型，体力劳动型，劳动作业艰苦型，社交单一型。

其实，农民工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或明或暗地隐含着一种身份性歧视。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虽然使用“农民工”一词，但仍对这个概念产生质疑。

目前,农民工数量已有2.4亿人口，其中16-30岁的占61.6%，①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早年随父辈进城，并在城里出生或在城市中长大。他们对融入城市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渴望，他们的家乡观念淡薄，疏离故土，其生活样态与城市居民差异不大，对城市有认同感。“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③

统计资料还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47%，成为30年来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④但实际上许多尚在城市流动打工的农民未被纳入城市人口的统计范畴，这部分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并未真正“城市化”。

有关资料显示，“如今农民工这一新兴工人阶级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传统工人人数，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占城市第二产业的57.6％，占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占加工制造业的68.2％，占建筑业的79.8％。据测算，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人民币，2.4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大约是每年5.7万亿元。”，[4]无疑，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主体。

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除了建筑业、制造业外，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低端工作岗位上，如：城市清洁工（保洁员）、家政服务员、生活设施修理工、（清理排污管道、油烟机）、理发员、菜市场卖菜人、保安、餐饮服务员、售货员、零售商、装修工、搓澡工、广告制作、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极少数人为自由职业者。[5]他们做的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高温、高空、有害、有毒的行业和工种，且收入低，劳动强度大。

近年来，工业发达省份出现了工厂“用工荒”现象，常常为招不到合适人才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一些企业因用工短缺而造成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据调查，许多企业第一线的工人90%以上都是农民工。⑤

综上，我们不得不说：离开了农民工,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必将遭到重创，离开了农民工城市人很快会回到物质匮乏的时代。如果城市中没有了农民工的劳动身影，城市的生活秩序可能会“乱作一团”。而“中国制造”的基础将会动摇，快速增长的GDP必将锐减。

据相关调查资料，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⑥第二，社会保障方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第三，职业安全状况。36.5%的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34.7%存在粉尘污染问题。⑦第四，劳动时间状况。每天工作6-8小时占29%；每天8-10小时占44.4%；每天10小时以上20.4%。每周休息1天占55.6%；每周休息2天占20.4%；每周休息3天2.2%；有20%的人未填答。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强体力劳动者休息日少，闲暇时间也少。[5]第五，生活条件差。据对北京市内两个大型社区的调查显示：70%为租房者，其中雇主提供住宿有16%，自购房6.1%，另有少许借住亲友家。居住楼房者有15.1%；住棚户区有81.3%；住地下室约4%。带有取暖、厕所、洗浴、厨房等设施的住所仅占19%，而多于80%住户缺少这些设施。第六，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尤其是靠体力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往往是披星戴月，有时甚至连生物需要的休息都难以满足。而且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他们没有身体检查的概念，原则上“头疼脑热自己抗，小病自己买药吃，大病才进医院，危病往往放弃治疗。”而用于培养情趣、提高欣赏能力的消遣几乎不敢想。[5]

另据2010年对北京市两大社区的调查显示：“八个零”折射农民工体面与尊严生活之困境。即大多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间⑧几乎为“零”、休闲生活中的文化精神消遣几乎为“零”、对文化性休闲概念的理解几乎是“零”、参加社区活动几乎是“零”。融入城市文化几乎是“零”、 “休养生息”的意识是“零”、闲暇时间与孩子们玩的时间几乎为“零”、传递他们“诉求”的渠道几乎为“零”。[5]

当然，不能否定，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人在这个过程中靠诚实的劳动，靠高超的劳动技艺，靠勤学向上的努力，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面貌，也体现其人生价值、社会价值。

低工资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多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据中华全国总工会随机抽样访问了80位民工的结果显示：按时拿工资占16.3%，年底一并得到工资占11.2%；偶有工资被拖欠占32.5%，经常被拖欠占11.2%，从未按时拿过工资占28.8%，后面两项之和占40%；而欠薪的建筑企业比例超过50%。⑨

另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仍是农民工最迫切的要求。一些企业每月扣留员工20%—30%的工资作为“风险抵押金”，要求工作满三年且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全部扣除。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均超出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全国范围内，在可拿加班工资的农民工中，从未拿过的占54％，有时拿过的只占20％；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待遇。[6]

这几项调查工作虽然是由不同机构完成、间隔时间有6年之多，但遗憾的是，对比结果几乎没有改进。

子女教育问题是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的核心问题，关乎下一代不再吃苦，不再当“被治的劳力者”。可以说，所有的付出都寄希望于他们的后代能变成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文化素质的城里人。然而，在许多城市的学校和教师中，歧视农民工子女现象相当普遍。“民工家庭背景的学生不能参加学校或政府举办的活动，不能参加三好学生评选，不能参加体育比赛。大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有的地方甚至百般阻扰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或强行加以取消。”[7] 2011年8月下旬北京市有关部门一道命令强拆24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致使一万多名孩子无校上学。虽然，有相当部分的孩子得到安置，但也有很多孩子不得不回到老家。

上公立学校学费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最大困难，除缴纳借读费外，据悉还需给学校3000-10000元不等的赞助费。“每年开学之际，学校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法统计了。”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近2000万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流动儿童中，9．3％的孩子处于失辍学阶段。这就意味着，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辍学。[7]

据“搜狐网公益论坛”（第29期），被访的农民工表示：“这个词荒谬、毫不准确，非常含有歧视性。不仅有第一代农民工，而且还有三代、四代、五代，好像意味着我们八辈子不得翻身。”⑩这个词语的歧视性，使得他们被城市与乡村边缘化，举例说：目前国家对农民有一套保障机制，对城市职工也有一套城市保障机制。可是两边的保障都与农民工无关。

他们没有归属感，原有的乡村文化、道德观念、行为方式无法与城市居民对接，城市对农民工入城的心理歧视和排斥，引发了他们在就业、受教育、挣工资、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等诸多方面被边缘化。

北京市某中央部委资助某小学联合办学，该部委的要求是，不得接收附近农民工的孩子。⑾

另外一个例子，近日，本文参加“文化自觉与国家形象”研讨会的讨论，一位从事国际城市规划的人士发言说，关注农民工现象实在是多余。把农民弄进城里来干活是城市管理者的错误。农民就应该留在乡下种地，进城不仅把城里人养懒了，而且也把城市搅乱了。这样的言论令人震惊。而震惊之余我们试图找到城市歧视和漠视农民工其中的根由。难道这只是个别？但农民工在城市的处境可以说明，这个“个别”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相当多的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居住了数年，他们服务于社区街道卫生、垃圾处理、提供市民日常生活食品与用品，但社区活动几乎没他们的份。他们反映说：“一是没时间，二是社区活动很少考虑到他们。”主观上，他们普遍存在自卑心理，与城里人有疏离感；客观上，社区工作把这一群体边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很少顾及到他们。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社区干部对所辖区域内的外来人口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但是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活动时常忽略这个群体。[5]事实上，社区忽视农民工只是其中一个的方面，而全社会这样的“忽视”比比皆是。

农民工希望他们能得到与市民同样的待遇。他们在填答的问卷中排在前四位的诉求是：“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娱乐设施；分享社区休闲文化生活，诸如图书馆、讲座之类；希望社区能创造机会与北京人交朋友；希望社区有定期的社交活动”[5]

曾被新闻媒体关注的两件事：一件是：重庆农妇吴远碧，1989年随夫携儿带女进城打工，不料却患上一种“怪病”，腹部积水，肚胀如鼓。第一次进医院就花光了积蓄。出院不久，腹部积水又发作。为不拖累家庭，农妇挥刀自剖肚子自医，差点送命。所幸其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启动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得到了救治。但终因病情严重，多日后还是离开人世了。⑿无独有偶，河南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州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8]农民工有病无处医，反映了他们遭遇的“社会保障真空”。2010年1月，北京打工妹之家联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金融危机与外来女工的生活、工作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非正规就业女工中，只有15%的人拥有社会保险。⒀

市民与农民工不断产生的冲突，就其社会背景而言，中国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人性与信仰的快速倾履、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更迭等等因素加剧了社会的无序。但深层的问题体现在政府、政策、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存在多种缺失。

“二元社会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实行不同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参与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与城市居民分离开来，形成了农民与市民社会地位不同的制度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即打破这个藩篱，然而，事实上，某些问题形式上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原有的壁垒并未被触动。“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政策，造成了人们意识中的城市和农村壁垒森严，城里人、街上人和乡下人泾渭分明，导致农民工在诸多方面所受到的歧视。由于他们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福利，政治上也缺少地位，因此，沦为二等公民。”[9]

在调查中我们访问和参观了多个农民工的家庭环境，绝大多数的房屋属于棚户区，生活环境“脏乱差”是普遍现象，“蜗居”是真实写照。即使与北京人同住一处，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他们这样说：“城里人骨子里瞧不起我们”。

大多数人虽然是早出晚归“豁出命去赚钱”，但是挣的钱一多半得交各种赋税。哪里还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科塞曾说：“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是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10]（p.180）这个论断应用到中国有点片面。其实除了利益与资源相争之外，还存在制度设计的不公与不完善。而制度的不公正是这种冲突的重要根源。

早在2004年，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发布年度报告：“中国农村大约有4.9亿左右的劳动力，全国19亿亩的耕地充其量需要1.9亿劳动力，加上农村乡镇企业吸纳的1.3亿左右劳动力，约有1.7亿农村劳动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或潜失业状态，农村失业率约达34.7％。”⒁遗憾的是，至今在广大的乡、镇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基本没有明确的、常规的劳动力管理机构对农民就业加以指导、培训，或提供信息服务，致使农民盲目进城，或始终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一是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发展空间；二是生存空间更加逼仄。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城市发展占用农民土地，由“拆迁”引发的冲突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相当多的农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失去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入城难，入了城却更难。“群众的心理失调，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认识以及社会控制不力，都将成为冲突的诱发原因。”[10]（p.264）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期，与之相伴的磨合、冲突也是必然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安全阀门”来缓释冲突。科塞认为：任何社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敌对情绪的累积而产生的足以破环系统安全的压力，需要通过建立‘安全阀’加以排除。而搭建对话平台释放冲突压力，就可以产生‘安全阀’的效应。”[10]（p.1）但是“安全阀”在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缺失的设置系统。

“几乎没人替我们说话，我们也没地方去说话。”被访的人都这么说。虽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增加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但是之于2亿多人口的群体，几乎等于没有。几年前，广东省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几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然而，胡小燕的履职征程却极为崎岖。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她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11]胡小燕的烦恼，一方面表明农民工政治参与在中国的稀缺，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几乎没有缓释冲突的“安全阀”机制。

据全国总工会称：在工会组织中已有1/3的民工会员，但是会员的权益、合法权利却很少有工会组织帮助与解决。”⒂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第一代的贫民区居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到贫民区，而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如果在某一时间的等待后，孩子这种要求无法满足，则反抗、暴力就会发生。”[12]（p.233）目前，中国新的一代农民工占到61.6%，那么，城市中至少有年龄在16-30岁之间的超过1.5亿的青年工人来自农村。他们渴望获得同样受教育的权利，挣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工资，拥有以户籍为标志的居民权益，买得起住房，得到相互的尊重。他们绝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而是有着“垂直向上”的强烈诉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农民工人大多数仍生活在城市边缘，其父辈所遭受的等级待遇也还在他们身上延续。即使这样，仅有6.4%人打算离开城市。[13]

“与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平等期待。在权益问题上，他们正显示出由被动的妥协转向积极抵抗，更有可能跳槽、罢工，及偶尔举行抗议。”他们中有四成人想当老板，想要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不是赚钱机器。他们中有73.8%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有55.9%需要创业知识培训，有48.7%需要学历提升培训，有38%的人需要劳动法等法律知识的培训。另外需要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有15.9%，需要人文知识培训有15.6%，需要生活知识培训有11.6%。[13]

事实上，接受高质量、且正规的教育对他们的一生，乃至全社会都将是一种福音。要使他们“垂直向上”，教育是核心、是根本。然而，中国教育改革的沉疴与诟病同在。基础教育长期实行“等级化学校制度”，即：集中优质资源，吸纳社会优势阶层子女。这一制度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其恶果之一是大量农家子弟失学。多项调查显示：青年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占总数的80%，其中初中占54%，高中或中专占26%。[14]近些年，虽然大学“扩招”入学比率升高，但是农村孩子入学率却每况愈下，另外“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又粉碎了相当多农家子弟读书的梦想。

文化程度低，缺乏专业劳动技能，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活或简单的技术工作。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垂直向上”的发展空间还能有多大呢？而最糟糕的后果是未来的中国难以有能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这是其一。其二，当“垂直向上”的诉求无法满足，则反抗、暴力必将发生，社会稳定与繁荣将举步维艰。无疑，这一问题在当前文化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中是对政府最严峻的考验。

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表明，管理不善的城市也将制造“罪孽”。许多思想家、作家笔下描写的西方城市早期的贫民窟、底层大众、“血汗工厂”等场景，真实地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曾经的伤痛。100多年前，人类终于找到了城市发展的正确道路：“城市是：一个密集型和多中心的新型城市，一个多种活动同时开展的城市，一个生态的城市，一个易于交往的城市，一个公正的城市，一个开放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其中的艺术、建筑和景观能够使人感动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21]（p.第6页）

中国城市刚刚遭受了“逃离北上广”（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现在虽然有回潮的趋势，其原因却是因为“二、三线城市”需要“拼爹”，而让人起步艰难。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蚁族”、“蜗居”、“棚户区”成为光鲜城市中的条条暗影。在“百度”上点击“城市，让生活更好”跳出来的却是：“城市让生活更糟”。就连中产阶层也感到生活危如累卵，其沮丧、无助、愤懑和危机感如影相随。不言而喻，入城的农民与农民工的境况可想而知。

城市环境与生态的危机、富人与穷人相融性的危机、价值信仰的危机、体面与尊严生活的危机导致城市化发展的畸形。“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不过是城市管理者们为了满足政绩需要拥有的“包装纸”。

中国城市化建设已经30年，每个城市都像“摊大饼”越摊越大。“目前中国有城市655座，而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已经达183个。”[16] “城市大跃进”显而易见。当今中国人对城市概念的理解太商业化，以为拥有高楼大厦、宽阔马路、CBD集群、豪华车遍地跑、灯红酒绿的夜景、接二连三的会展、举办大型活动就是国际化大城市。人们忘却了城市必须与乡村有机地融为一体，以“蓝天、绿地、碧水、清洁、安宁、宜人”为城乡发展的宗旨，既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城乡关系、解决城乡差距，也可以改变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目标。

如果以盘剥农民、农村、农业，甚至完全不顾他们的利益和文化根基的城市化，其结果只能是形成新的城乡壁垒、扩大新的城乡差距。城市之所以是人类的杰作，因为城市可以教化人——有一片茂盛的素质之林。对此，美国哲学家伊夫?西蒙这样说：“儒雅、悠然、富于情趣这些元素的产生具有客观的、确定的基础，且自身是坚实的，那么一切都会秩序井然。真正的文化是一片茂盛的“素质之林”——保持诚实与力求完美的精神落实到劳动者身上”。[17]（p.131）

西方城市化的历史表明：最好的城市化应当是：大、中、小城市与县、镇、乡村合乎比例地分布与共存；公众的纳税钱应合理分配，而不只是向大城市倾斜；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尽量单一，体现独特价值。城市化不是不要农村，而是乡村与城市形成有机一体。“要让城市与乡村结婚”，并“应该立即为那些目前居住在拥挤而充满贫民窟的城市中的人们建立美丽的家园城镇群，每个城镇环绕着田园。”[22]（p.98）目前，中国首要问题是解决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的政策平等、产业与农业的同等待遇。核心问题是：城市管理者要给所有人以尊严与体面的生活环境，给人以追求价值信仰的动力、搭建为人实现梦想的舞台，同时还能够延伸乡村“历经千百年演绎出的人地关系，以及丰富的空间模式和文化信息。” [18]（p.34）

毋庸置疑，文化建设与民生问题历来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快速而行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冲突，都将制约文化建设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吴良镛院士在规划城市时，有这样一句箴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城市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恢宏的城市轮廓可以迅速地在短期内建造起来，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人文精神、高素质的劳动力绝不能在短时期内“显现”。因为，城市发展不能不谋划长远与全局利益。城市发展不仅依靠经济的逻辑，更源自一种人文力量。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城市化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太急了，会慌不择路、慌中出错、慌乱无序、慌张失措，最终欲速不达。

如今我们注意到，党和政府已关注到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让群众体面劳动”。[19]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0]还特别指出：“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⒃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提出：“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的一部分”。⒄

基于上述思想，我们建议政府各职能部门，切实关心农民工人的“票子、房子、孩子”等切实利益问题，缩小城乡空间差距、地域差距、文化差距。以制度性关怀保障他们的“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保障年轻一代有“垂直向上”的舞台、途径、能力，而他们能力的获得需依靠政府提供良好的教育。市民中若多有善良、慈爱、博大、感恩之心，会加速农民弟兄融入城市的步伐。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和反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目标、政策、规划等问题，让市民和入城的农民工人在国家文化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中切实受益，以从整体上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实现国家的文化复兴，是现代化与城市化的真正目的。

[1]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J].改革，2006，（5）.

[2]白中伟.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社会身份开始[OB/EL].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cyshx/t20070329.

[3]邓聿.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N].每日经济新闻，2010-02-02.

[4]徐恒杰.铭记农民对工业化进程的巨大贡献[N].农民日报，2009-10-30.

[5]马惠娣.中国农民工休闲生活状况调查[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2）.

[6]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之四: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 [OB/EL].www.lm.gov.cn/gb/employment/2005-08/10/content_82391.htm

[7]林茜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现状及对策[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

[8]申子仲.工人为证明患职业病坚持开胸验肺[N].东方早报,200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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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易斯·A.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1]邓京荆.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N]. 广州日报，2010-02-25.

[1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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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6]刘耿.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183城欲建国际大都市[J].了望东方周刊，2010-05-31.

[17]伊夫?西蒙.劳动，社会与文化[M].周国文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18]俞孔坚.生存的艺术[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版.

[19]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04-27.

[20]温家宝.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0年春节团拜会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02-12.

[21] 理查德?罗杰斯等著，保德?译，《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6页。

[22] 埃比尼泽·霍华德著，金纪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8页。

①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11530，访问时间：2010年8月4日。

⑥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11530，访问时间：2010年8月4日。

⑦“全总：青年农民工收入社保低等6大问题亟待破解”，见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03:44。

⑧本文的闲暇时间是指劳动之余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除了恢复体力外，更重要地是用于欣赏、体验、学习、培养兴趣等能多方面发展自我的时间。

⑾这是笔者亲耳听到的，可信度极高。若有志愿者卧底调查，本人愿提供具体线索。

⒃温家宝总理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0-06/20。

本文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国情》杂志2011年第11期。原题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民与农民工文化冲突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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