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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0年7月11-17日瑞典哥德堡国际社会学大会论文

“八个零”：折射中国农民工休闲生活境况之忧

——关于中国农民工休闲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1

2010年5月20日第一稿

2010年9月6日修改

摘要：伴随中国30年现代化与城市化建设，一支农民工大军迅速崛起。据中国权威部门统计，目前这个群体已有2.4亿人，他们成为“中国制造”的基石主体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以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农民工在其艰辛的劳作之后拥有多少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做了什么？对文化精神生活有怎样的渴望？与城市文化有着怎样的融合？“三代打工者”有怎样的精神目标？城市为接纳他们的到来做了哪些准备等问题。试图以第一手资料揭示这个群体的闲暇生活状况，并通过城市社会学和休闲社会学理论，探索农民工未来的发展方向，探索城市/社区发展政策与大众文化服务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 闲暇生活状况 城市建设 大众文化服务

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中国30年现代化与城市化建设，农民工大军异军突起。据相关数字显示：目前,农民工数量已有2.4亿人口。2

有关资料显示，“如今农民工这一新兴工人阶级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传统工人人数，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占城市第二产业的57.6％，占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占加工制造业的68.2％，占建筑业的79.8％。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2.4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5.7万亿元。”3 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基石主体。

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艰辛的劳作之后，他们拥有多少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做了什么？对文化精神生活有怎样的渴望？与城市文化有怎样的融合？“三代打工者”有怎样的精神目标？城市为接纳他们的到来做了哪些准备等等现实问题，成为当今城市建设中人文关怀的新课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选取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这一剖面，以第一手调查资料揭示这个群体的文化精神生活现状，并试图通过城市社会学和休闲社会学理论，探索农民工未来的发展方向，探索城市/社区发展政策与大众文化服务的改进措施。

二　调查主旨与方法

调查主旨：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改善人文环境，重塑服务理念、促进多元交流，探索服务新理念、新政策，让城市成为所有人公平、和谐发展的舞台，让广大农民工尊严而体面地融入城市生活。

调查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兼及随机采访、入户访谈、个案访谈、深入访谈、多年跟踪观察等形式进行。抽样组织形式：按社区、性别、年龄段分层抽样。样本量：其中五道营社区和国子监社区发放问卷261份，收回有效问卷261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另有对宣武区槐柏树街广安门内街道农民工长年的调查约150份，总采集样本约400人。

要求访员向被访者说明情况，调访人员应态度和蔼，问询耐心；尊重被调者隐私；尊重被调者人格；实事求是填答问卷每一题，确保问卷的真实性、有效性、客观性；分析过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调查数据分析方法：运用人口统计学、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技术是此次调研的基础，同时采用观察法、思辨法等。

三　基本概念与背景

农民工，通常也叫民工、外来工、外来劳务工，这些词汇最早出现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

农民工特指中国改革开放后，“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4

农民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基本融入城市，他们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第二类，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流动性较强，比如春节返乡，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第三类，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然兼顾农业生产。5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职业特点是：劳动密集型，文化程度初级型，体力劳动型，劳动作业艰苦型，社交单一型。农民工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或明或暗地隐含着一种身份性歧视。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虽然使用“农民工”一词，但仍对这个概念产生质疑。

尤其随着4000万“90后”的加盟（即：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被称为“90后”），6 他们是第三代进城打工者（其中有些是在早年随父辈进城，在城里出生或在城市长大），虽然在数量上他们还不占主体，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长性，值得高度关注。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家乡观念渐渐淡薄，对故土疏离，其生活方式和状态与城市居民差异不大，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7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以个体为单位的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的转移形式。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等方面的愿望极为迫切。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对待、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8

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际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三代农民工。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需要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市民，因此要因势利导，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的一部分。”9

四　基础数据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设计涉及3大类，50个小项。除了被访者外，还兼及他们的配偶与子女。

（一）人口统计学数据：

农民工男女性别：男性约占55%，女性约占45%；

年龄区段：19岁以下占3%；20-29岁占37.3%；30-39占33.8%，40-49岁占17.5%；50岁以上占7%。整体上看青壮年人口占多数。

婚姻状况：未婚30.2%；已婚62.2%；独身4%；离异1.8%。

文化程度：小学7.1%；中学45.3%；高中35.1%；大学10%；研究生1%。整体看初、高中学历占多数。

进城时间：3-5年45.8%；6-10年31.6%；11-15年9.8%；16年以上6.2%。整体看进城5-10年的人口占多数。

全家来京者占38.2%；夫妻俩人16%；单身一人44%。

月收入情况（平均）：1499元以下29.3%；1500-2499元占46.7%；2500-3499元占12.9%；3500-4499元4.9%；4500元以上1%。整体看，月收入2500元者占多数。

人均生活费：均值为890元。

年纯收入：约18815元。其中认为收入比原来多的占80%；比原来少占20%。

房租费用：约每月800元（在被调查人口中，70%为租房者；雇主提供住宿有16%；自购房6.1%；另有借住亲友家等）。住楼房者15.1%；住平房者81.3%；少许住地下室。居所设施齐全（取暖、洗浴、厨房）仅占19%；而80%住户缺少取暖、洗浴、厨房等设施。住在社区附近占72.4%；住在四城区10 内占22.7%；住在郊区占3%。

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改善生活排第一位；挣钱占第二位；创业第三位；自我提升第四位；离开农村第五位；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第六位。

对未来的打算：年长者选择：“干不动就回老家第一位；看情况而定第二位；供孩子上完学回老家第三位；一段时间在城里一段时间回老家第四位。”年轻者选择：“创业”和“成为城里人”并列第一位。

不打算留在城里的原因：买不起房第一位；城市生活成本高第二位；工作艰辛第三位；不喜欢城里人第四位。

经常来往的朋友：有3位占48.7%；5位占29.4%；10位占8.6%；10位以上占13%；调查显示：朋友的工作类型大多与被访者的工作相似。

拥有北京朋友：五位占46.1%；10位占14.2%；更多朋友占23.5%；没有朋友占16.2%。调查显示，拥有更多朋友者多半从事商业贸易者和青年人。

（二）闲暇时间数据分析

　　 调查显示，农民工所涉猎的职业多达40余种，主要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如：城市清洁工（保洁员）、家政服务员、生活设施修理工、（清理排污管道、油烟机）、理发员、菜市场卖菜人、保安、餐饮服务员、售货员、小买卖、建筑工人、装修工、搓澡工、广告制作、出租车司机等。极少数人为自由职业者和僧侣11等。

其职业特点呈现出：劳动密集型，文化程度初级型，体力劳动型，作业艰苦型，社交单一型等特点。

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

每天工作6-8小时占29%；每天8-10小时占44.4%；每天10小时以上20.4%。

每周休息1天占55.6%；每周休息2天占20.4%；每周休息3天2.2%；有20%的人未填答。从数据分析看，绝大多数强体力劳动者休息日少，闲暇时间也少。

闲暇时间活动选择：

看电视第一位；聊天第二位；闲逛第三位；逛公园第四位；互联网第五位；

睡觉第六位。数据统计显示，配偶活动选择与其相似，无大的差异。

与朋友交往方式：

主要以同乡聚会吃饭、聊天为主，大家相互轮流坐庄。

参与旅游活动状况：

从未参与旅游的人占64.9%；有1次占13.4%；有2次占9.8%；有3次占3.6%；有5次占2.6%；有多次占5.7%。2500元收入者为出游主体，多为中青年。出游者与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旅游目的选择本市内占41.7%；选择郊区占37.5%；选择其他城市占37.5%。

每次出游花费100元占31.9%；花200元占31.9%；花500元占20.2%；花更多占16%。有私家车占9.3%；无车占89.3%。

子女娱乐活动与支出：

子女业余生活以看电视为主，为多数。孩子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依次为：其他，唱歌，看电视，与同伴玩，上网，体育活动。而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游戏依次为：看电视，唱歌，体育，绘画，互联网，与同伴做游戏。用于子女其他娱乐活动所需费用每次100元占38.8%；花200元占37.1%；花300元占14.7%；花400元占7.1；花更多占2%。

学龄前儿童入公立幼儿园占12%；入私家幼儿园占2.7%；自己照看占8.9%；未填答70.2%。

成年子女就业情况：无业者6.2%；就业者8.9%；自由职业者3.1%。未填答81.1%

购书读书状况：

不买书者占45.3%；买一本占11.6%；买三本占20.4%；买五本占6.2%；买10本占3.6%。买消遣类第一位，买经营类第二位，买育儿类第三位。

每年用于买书的费用：52%未填答；23%花50元以下；13%花100元以下；6.7%花200元以下；2%花500元以下。

宗教信仰状况：

相当多的人未选择填答。在填答者中，选择其他的为第一位；选择信奉佛教的为第二位；信奉基督教为第三位；信奉天主教为第四位。信仰活动方式：其他第一位；读经书第二位；慈善第三位；吃斋念佛第四位；进教堂第五位。有宗教信仰者排在前五位的人群是：保洁员、家政员、维修工、理发员、卖菜者。

配偶状况：

在文化程度方面：42%没有填答；小学程度5.3%；中学程度28.9%；高中程度19.6%；大学和研究生程度5.3%。

同在城里做工35.6%；留在老家10.6%；专职家务1.8%；城里人10%；未填答43%。年龄均值为37.3岁。

没有休息日占18%；休息1天占18%；休息2天8.9%；休息3天1.8%；没有填答47.1%。

业余消遣方式，以电视、聊天、散步、逛公园、互联网排前五位。

工作类型基本属于服务业和加工制造业。

（三）对文化精神生活的渴求

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娱乐设施：娱乐设施排在第一位；运动场所排在第二位；技能培训排在第三位；其他排在第四位。

希望分享社区休闲文化生活：图书馆排在第一位；公园排在第二位；讲座排在第三位；组织文体活动排在第四位。

希望社区能创造的机会：与北京人交朋友排第一位；更多的社交机会排第二位；组织集体活动排第三位。

希望社区有定期的活动 ：社交活动第一位；体育比赛第二位；文学讲座第三位；育儿交流第四位。

五　数据显示：“八个零”折射了农民工闲暇生活现状

我们用八个“几乎为零”概括农民工休闲生活的基本状况。调查显示：
　　　　　

1. 大多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间12 几乎为“零”。当他们看到“休闲生活”主题时，几乎都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如果我们有闲暇时间，还上哪儿去赚钱！”尤其靠体力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如：从事卖菜的、垃圾处理员、家政服务等往往是起五更爬半夜，有时甚至连生物需要的休息都难以满足。许多中青年人基本上靠拼体力，靠年富力强的老本，即使在被他们称为“高科技”的职业中，比如打字、图文制作、电脑售卖的人群中加班加点也是常事。而且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他们没有身体检查的概念，原则上“头疼脑热自己抗，得病自己买药吃，重病危病进医院。”而用于培养情趣、提高欣赏能力的消遣几乎不敢想。
2. 休闲生活中的文化精神消遣几乎为“零”。调查显示，选择购书者寥寥，即使选择买书者，一般选择消遣娱乐类，或者育儿知识类，偶有买商务类图书。买书者多半是青少年。大多数人从未买过书。而对到剧场欣赏戏曲、音乐、歌舞、电影的人也不多，偶有也是年轻人。有人说，他们并不是不想去影剧院，而是舍不得花钱，和没有时间。而出于人生修养需要，甚至为学习技能而阅读的人也极少。特别是近些年大学生毕业后工作难找，“新的读书无用论”对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农民工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当问及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到学校读书，绝大多数孩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也有少许的孩子希望再到学校学点“挣钱的本事”。“但参加各类培训班的费用也很贵。”他们说。问他们闲暇时间做什么？孩子们会开心地说：“读读八卦消息，解解无聊的闲。”
3. 对文化性休闲概念的理解几乎是“零”。休闲一词在中国城乡非常普及。但是对休闲的理解还是在“吃喝玩乐”的感性认识上，这与一般的城市市民无多大差异。如果把休闲与培养自我情趣，发现自我潜能，提升文化素养联系在一起，他们听起来觉得十分新奇。当问及，在农村祖辈上也流行“诗书继世，耕读传家”时，年长者会苦笑着说：“谁还不知读书好！只是读书花钱太多。休闲对我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多挣钱。可是没有本事，没有文化，就只能在底层做苦工卖力”。年轻人则说：“不管怎么说，现在的社会为我们提供机会进城打工挣钱总归是好事。”安于现状的态度比较普遍。
4. 参加社区活动几乎是“零”。相当多的人虽然在当地社区居住了数年，但参与社区活动者极少。他们反映说：“一是没时间，二是社区活动很少考虑到他们。”他们游离于社区之外，除了计划生育、孩子入学等不得不与社区打交道，而其他的事务似乎与社区没有什么关系。主观上，他们普遍存在自卑心理，与城里人有疏离感；客观上，社区工作把这一群体边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很少顾及到他们。在调查中我们还注意到，社区干部对所辖区域内的外来人口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但是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活动时常会忽略这个群体。
5. 融入城市文化几乎是“零”。农民工试图通过辛勤劳动获得高于农村的收入，因此纷纷拖家带口涌入城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然认为城市生活方式优于农村，城市人口素质优于农村，城市文明优于农村。尽管是为挣钱而来，为改善生活状况而来，但是由于知识、能力、技能、观念等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真正感知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文化。在调查中我们访问和参观了多个农民工的家庭环境。大多数的房屋只是遮挡风雨之所，生活环境“脏乱差”是普遍现象，“蜗居”是真实写照。与房主关系好的，尚有一点交流，“但是城里人骨子里瞧不起我们”，大多数人这样说。 “90”后农民工在自卑中有无奈、有慨叹，也有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愿望。多数“90后”，即使感到改变现状之难，但仍坚定不移地说：我们要留在城市中创业，不再回老家。”几个毕业于专科和大学的年轻人问：“阿姨，我们怎样摆脱与城里人的疏离感？”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充满了对“成为城市人”的渴望。
6. “休养生息”的意识是“零”。“有活干就能挣钱，最怕的就是闲。”这是许多被访者的话。似乎这个话没有错。出于挣钱的目的，谁还肯闲下来！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闲”的时间的确太少了，完全违背了生物和生命规律。让人们感到了他们是“豁出命去赚钱”。在槐柏树街的菜市场，我们曾深度访谈过多位卖菜人，他们告诉我，每天凌晨两三点中就得起来到市外的批发市场进货，去得早挑选新鲜和品相好的货物回来，可以卖好价钱。菜市场一般是早7点到晚7点，12小时营业。而作为以家庭为主的各个摊点每天都至少是12小时劳动，而其中的一位要干多于15个小时。而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终年累月。“我们也知道歇着好，可是歇着谁给钱呐？受这份儿苦，不就是为了多挣钱吗！”他们几乎都这么说。事实上，他们很无奈。
7. 闲暇时间与孩子们玩的时间几乎为“零”。许多中青年农民工都是拖儿带女进城，且边打工，边带看孩子。调查显示，有少部分农民工的孩子进日托幼儿园，可是在周末时间和每日从幼儿园接回后，孩子们基本是“放养”，一般与邻家大一点的孩子玩，常常缺少家长的照料。也有的将孩子带到劳动场所，比如我们常在寒暑假期间看见放假的孩子嬉戏于正在作业的父母身旁，有时幼小的儿童也会参与买卖。许多家长说：“哪里有时间与孩子们玩，现在父母多挣些钱还不是为他们将来好。”调查得知，一部分农民工有两个孩子，全部带在身边的不多，一般留一个在老家。与孩子沟通的方式以通电话为主。
8. 传递他们“诉求”的渠道几乎为“零”。“摊位费太贵，起早贪黑挣的钱一多半得交出去。”多个被访者这样说。我们在宣武区北线阁菜市场了解到，一个大约10平米的摊位费一年大约缴纳4万元的租金，最后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过2-3万元。我们还访问了槐柏树街社区的一个垃圾回收站点，据经营者说，他们主要收购附近居民可回收利用的废品，应属环保工作。可是不仅很难得到社区的支持与帮助，而且每年还要上缴5000元的“管理费”。而像出租车司机的休息权，根本不敢提出要求，因为休息就挣不来钱，那么连每月4000元的“份钱”都付不出。“苛捐杂税太重，但是几乎没人替我们说话。”虽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增加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但是之于2亿多人口的群体，几乎等于没有。在两年前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几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然而，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征程却颇为崎岖。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不得不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13胡小燕的烦恼，不如说是农民工的烦恼，农民工的烦恼太多，但维权渠道却极为有限。

六　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毋庸置疑，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因而“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成为上海世博会的主旨，也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因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美国人类学家ROBERT REDFIELD）。然而，城市并非人类完美无缺的福地，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表明，管理不善的城市也将制造“罪孽”。许多思想家、作家笔下城市中的贫民窟、底层大众、“血汗工厂”等场景的描写，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城市中的伤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整合”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伴随这一历史进程，发达国家早就开始了探索以社区为单位的“城市社会整合”的评估体系，其目的是保持城市社会发展的平衡和持续，并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体面而尊严地在城市中生活。

目前在中国，“城中村”已成为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我们调查过的社区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些社区中，农民生活方式与都市生活方式之间，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冲突、同化，亦对社区规划、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经济结构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社会整合必须在文化、制度、规范、功能等方面得以体现。

从休闲社会学的角度看，休闲生活方式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重要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而开发闲暇时间被看做是一种无形资产。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把开发闲暇时间看做是构筑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本，他把“早期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和“节约时间”看作是衡量文化资本的最精确途径。他说：“这种资本与个人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取决于从一开始就不延误、不浪费时间起步的”，“另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家庭为他提供自由时间的长度，自由时间指的是从经济的必需中摆脱出来的时间，这是最初积累的先决条件。”14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与教养，是最大的资本，是最有能力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这种资本的投资越早越好，回报率越高，“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资本其隐形流通的效果，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就越具有决定性”。15这些思想观点表明了休闲与闲暇时间合理利用的价值与意义。

七　结论与建议

据联合国2010年3月２５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预计至2015年将达到59%。16城市化，一方面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延伸、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另一方面使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转变。其结果必然对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关系提出新课题和新挑战。现在不是未雨绸缪，而是迫在眉睫地需要做统筹规划。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之前对相关资料文献做了搜集，遗憾的是，在几千万条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到他们劳动之余的闲暇生活。

事实上，闲暇时间是一个人存在的方式，是生命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劳动共存一个范畴的概念，即没有休闲就没有劳动，没有高质量的休闲就无法培养出高质量的社会劳动者，那么，民族文化资本就很难积累起来。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已有30年，先后已有3亿农民进城，未来一、二十年仍有3-5亿农民成为城里人。他们将融入城市，并体面而尊严地生活。然而，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树立一个健康、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

如今，党和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胡总书记提出：“让群众体面劳动”；温总理：“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提出：“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的一部分”，这些都体现了“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治国理念，这其中就包含着对农民工闲暇时间的科学、合理利用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建议和对策：

1. “尊严劳动”和“体面生活”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是将劳动与生活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一种战略考虑。但是，改变当下农民工既无尊严劳动，又无体面生活的现状，政府必须改变服务理念，切实关心农民工的“票子、房子、孩子”等切实利益问题。
2. 关心农民工的闲暇时间问题，用法律手段保护他们的休息权，以利于他们的休养生息。以制度性关怀，改善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度、强度，改善劳保用品（包括工作服、劳动工具、保护设施等），“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才不是一句空话。他们的休息时间几乎为零，应是城市发展的耻辱，必须扭转这种现状。
3. 合理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减低对农民工的各种税收。无疑，收入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有相对多的钱，他们才敢于消费，才敢有用于发展自我的消费，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真正目标。
4. 改善生存与生活环境，有条件的城市应提供廉租房，应让农民工通过合法收入能买得起“安身立命”之所。缺乏条件的城市，政府应有必要的款项维护“城中村”的生活环境，改善基本生活设施，诸如：取暖、厨房、洗手间、洗浴场所等。
5. 社区公共服务充分考虑到农民工自我发展的需要，建立城市农民工的免费培训制度。尤其发展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业余爱好，并加以正确的指导。通过社会管理制度框架沟通人与人的联系，促进社区文化融合。
6. 国家大力培养各种各类专门性的技术、管理、服务人才并充实到社区。社区有专门人才组织各类常规性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民工以及当地社区居民的休闲生活，让他们进入一个多维的人际交往关系中。
7. 开展社区文体活动，调动民间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低费或免费的原则，经常性、自发性的原则，吸纳广大农民工的参与。比如各类读书心得交流、文学作品讲评、漫谈生意经、城乡文化色特讲座、业余时间各种小发明、电影放映、等等。
8. 增加社会“关怀成本”计数，建立社区发展评估体系，考核：社区综合发展能力、资源共享管理能力、社区服务新平台创建能力、活动创新能力、组织与调动能力、人际关系心理调节能力、风险预测与评估能力等指标体系。
9. 为适应服务型社会的需要，教育部门应适时增减大专院校教育科目，尤其服务于社区的各种层次人才、各类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中。既可以为“就业”开辟新路径，又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10. 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布局，应向西方国家学习成功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应“以人为主”，城市发展以社区核心。平等、均衡、和谐。大城市不可取，城市的多功能性也不可取。用新的城市模式接纳未来3-5亿农村人口带着梦想进入城市、扎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