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初版
第二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休闲与生活满意度》、《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劳动，社会与文化》、《美国人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与反思》、《21世纪中叶的休闲与休闲产业》，日前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继2000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女性休闲》、《你生命中的休闲》、《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产业》5本书后，历时近10年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第二套西方休闲研究经典著作。
第二套“译丛”翻译工作起始于2003年，完稿于2007年，之后又不断地打磨。但由于版权问题拖至如今，目前仍有两本：《美国人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与反思》、《21世纪中叶的休闲与休闲产业》版权未果，将稍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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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系列丛书序言
王文章①
休闲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词义学中，“休”，既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隐喻，也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达。“闲”，不仅寓为道德、法度，而且引申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一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3000多年前的《诗经》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古代民众休闲生活场景的辑录与展现。在儒、道、释各家思想中，也以不同方式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休闲理念.比如，儒家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家强调“静观玄览”；释家厉行“清静心性”；都是极高的休闲境界和审美境界。而在大量的文学艺术典籍中，诸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的“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等诗句都是将休闲、人性与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生活的智慧。中华民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保留了人类文化宝库中精湛的技艺、工艺和手艺，而且是对休闲生活形式的一种创造。
休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创新的摇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休闲更像是随风入夜的细雨，哺育和滋润着文化的成长。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闲暇、且不懂从容生活的文化何以走得长远。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时间享受休闲；国民文化水平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使国民的自主休闲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激烈，压力之下生存的人们需要一个休闲的精神家园。
目前，休闲已然成为一种产业，作为产业形态的休闲有着很强的文化属性。大众越来越热衷于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休闲产业本质上就是创造文化精神粮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并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将人的生活带入精神层面，即让人们脱离物质主义的束缚，去寻求精神上的进一步完善；也能使人的生活同自然达到一种和谐，从而克服由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扩张而引起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休闲是人类生活走向和谐的有效途径。
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自七年前成立休闲文化研究中心，在于光远、成思危和龚育之等诸多学术大家的指导和支持下，多次举办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构建符合我国自身特点、并能扎根本土的休闲学体系，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成果，并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当是不可或缺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项内容。
继2000年推出首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后，各位学者再接再厉，如今又推出第二套译丛。《休闲与生活满意度》、《休闲教育之价值》、《走向21世纪中叶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劳动、社会与文化》、《美国人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与反思》五部著作，是精心挑选、认真翻译的休闲学研究作品。
“译丛”付梓在即，主编索序于我，难辞此请。爰抒浅见，草成兹篇。是为序。
2009年6月11日
于北京
①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编者的话
马惠娣
（一）
人类对休闲价值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说，“诸神怜悯生来就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人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而亚里士多德对休闲近乎顶礼膜拜，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艺术与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他们认为，人在休闲中的沉思状态是最好的境界，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目的因”。这个目的因使人达到“心智的消遣”，获得精神的自由。因为自由能增长人的德性、智性、知性、通达性，进而才有科学、哲学、艺术、宗教、文学、诗歌、音乐、体育等方面的创造。
在中国，休闲在漫长的文化历史长河中，犹如一条轻柔的丝带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不仅使5000年中华文化传承悠久绵长，而且由此创造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仁者爱人、淡泊明志——成为世界对人类文明膜拜的“祭坛”。自然地，在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休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既是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并以直接、亲切、自由、赋予情趣、人性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
中国人的传统休闲理念注重“自省”与“内敛”，儒家讲究“吾日三省吾身”；道家则强调“静观玄览”从而达“道”；释家倾力于善，劝戒于六大皆空，并携佑众生。这是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休闲，既是休养生息，也是讲求生存的品质；既是“成为人”的舞台，也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人的休闲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并体现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孔子、老子、庄子至今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仍是当代人类寻求锦囊妙计的藏宝之地；唐诗宋词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仍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仍是人类体验美、欣赏美的源泉。
西方人的休闲将快乐、自由、欣赏、体验、创造巧妙地融为一体，文艺复兴诞生了欧洲精英休闲者不朽的休闲作品，其人文精神成为照亮欧洲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一盏明灯。
耐人寻味的是，古代中国的圣贤与古希腊的精英，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在不同半球发出了几乎是同一个思想的声音，也几乎同时养育了看似不同，实乃殊途同归的东、西方两大文化脉络。
是偶然？是巧合？依我看来，休闲是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人性的共性，是生存的共性，是发展的共性，是创造的共性。这些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休闲的共同理解与共同的追求。
（二）
然而，人类在近几百年中理想沉沦了、方向迷失了，人被贪婪和无尽的欲望控制着，离休闲愈来愈远。传统休闲价值在社会的嬗变中被肢解得愈来愈凌乱；休闲价值的精髓也愈来愈多地被物质主义所浸染。
勿庸置疑，伴随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一方面人们拥有了愈来愈多的闲暇时间，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向往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愈来愈物质化的社会，致使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正撕裂着当代人。面对人类这样的场景，尼采曾哀叹“人死了”；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被异化”；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人类正在“逃避自由”。人类的精神源泉遭到了严重的污染。
这一后果，当然迫使人类对生命、对存在的意义、对发展与进步的目的与标准产生了深层的思虑，并尝试着用多学科的视野探究此中的端倪。
休闲学研究的兴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并崛起，其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当代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对传统休闲价值理念的重新梳理，希冀唤醒人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并重新找到人的存在方向。
（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休闲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并成为社会文化经济中的新现象、新问题。1998年我访问美国回来后，开始着手组织翻译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
2000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女性休闲》、《你生命中的休闲》、《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产业》5本书，为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疆域、新里程，并填补了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之于即将面世的第二套“译丛”，其时间已过近10年，休闲正在中国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并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如果说十年前，中国学人只是开始了解休闲，中国的百姓只是开始感受休闲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今天，休闲学研究已然开始朝着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方向在努力。如今，休闲一方面“知微”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见著”于整体的社会评价与社会目标中，乃至于成为公共服务事业、社会体制、管理手段、经济行为、产业结构的重要部分。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众所周知，普遍有闲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休闲开始走向普通人的微观生活，甚至成为人们每天必须面对的“功课”。休闲学研究在充分关注个体生存和人性发展意义的同时，也关注与之相伴的经济生活、消费生活、精神生活。基于此，休闲研究期待着多元文化与多种学科的共同对话。因而，对于正在起步的中国休闲研究学者来说，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第二套“译丛”翻译工作起始于2003年，完稿于2007年，之后又不断地打磨。但由于版权问题拖至如今，这是修成“正果”的必经之路。中国人说，好事多磨！
（四）
第二套“译丛”仍选译了5本，依然是美国休闲学研究的成果。美国虽然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但同样被休闲问题所困扰，甚至成为令人感到危机的社会问题。将要问世的5本译著分别从不同学科、视角、层面、方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从学术思想引介的角度讲，美国休闲研究依然是我们学习、借鉴的范本。借着这个话题，我讲一个小插曲。去年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国际社会学大会”时，特意拜访了国际休闲研究委员会前任主席、英国利物浦大学罗伯茨教授，希望他帮我推荐翻译第三套“译丛”的书目，令他惊奇的是，他推荐的书与作者，多本都在我们已译完的10本书中。他有点惊异，很快说了一句：“你干得很漂亮。”由此说明，这些研究成果是得到国际学界的认知与认可的。
这5本书的遴选与确定得益于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努力和指引，所有的编委在整个翻译过程都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对翻译工作给予了支持与协助，特别是在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对我多有耳提面命。“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旨趣。如果说，这些译著对中国学界有所贡献的话，那么要归功于集体的智慧。
就我个人而言，这套译著我都喜欢。翻译之前我曾浏览过原文，其中的思想和方法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当然，尽管人性中的共性问题相当一致，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所提出的问题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给我们的研究与思索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所以对这套“译丛”也充满期待。
（五）
《休闲与生活满意度》(Lei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Foundational Perspectives)几位作者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方面论述了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指出，当今社会，休闲已全面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成为提升生活品质、滋养精神、改善福利、沟通人际关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途径。该书研究视阈宽广，实证性强，尤其在组织管理、开拓市场、企业运营、休闲产品设计、休闲服务理念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与论述，使得这本著作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特点。同时，书中也为那些有志于进入休闲服务事业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专业指导，对如何把握休闲现象的内涵、合理构成休闲产业中的各个门类、休闲产业结构、休闲服务水准、休闲项目设计、休闲产品营销、休闲管理立法等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书中引用的许多资料与文献对中国学者会大有裨益。
《休闲教育之价值》（Educating For Leisure-Centered Living）是休闲教育家查里斯·波瑞特比尔教授的作品。他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畸形，一方面是经济的持续发展，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多；而另一方面，是人的价值失落。物质消费主义盛行，教育偏离了育人的方向，社会疾患无所不在，诸如：离异、行为不端、犯罪、暴力、酗酒、吸毒、精神错乱和自杀等行为充斥于生活的周围。人们越来越关注工作伦理，而忽视了休闲伦理。人正在成为追逐物质财富的奴隶。这些现象的发生，对休闲时间的不合理使用提出了诘问。虽然，休闲不是导致这一切现象发生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作者呼唤重视对工作或其他维持生计行为之外的休闲教育，树立正确的休闲价值观，培养人的多方面兴趣和能力，促进自由时间的合理支配，鼓励人们学会为社会承担责任、用爱心服务于他人。在书中，作者讨论了如何学习在一个以休闲为中心的社会中生存的问题，提出了为什么关注休闲、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休闲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的联系等问题。休闲教育的提出为传统教育思想、观念、途径、方法、内容、手段等给予新的启迪和挑战。
《走向21世纪中叶的休闲与休闲服务》（Leisure and Leisure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Toward Mid Century）是杰弗瑞·戈比继《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后，于2006年11月刚刚出版的新书（他送我这本新书是在2006年11月底）。
作者仍从环境、技术、交通运输、价值观、文化传统的变化、人口统计学、经济竞争、健康状况、工作与自由时间、管理等多视角来俯瞰未来的休闲研究和休闲服务，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宏大的研究视角，因而，这部著作既是休闲学的前瞻性研究，也是从宏观领域研究休闲问题的摹本。
作者认为世界正在接受全面挑战，诸如：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糟，全球变暖趋势加速，空气和水资源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愈来愈不适宜人居的城市建设，战争形式的变化，价值观的没落与丧失，每况愈下的人类健康，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后现代文化的浮现，新新人类一代的崛起，快速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工作与休闲方向的迷失等现状正挑战着人类世界。作者发出了令人深思的诘问：“人类将在哪里找到未来”、“未来的成就将是什么”、“世界是平的吗”、“我们将如何在这错综复杂的挑战和变化中保持一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一经提出，就演绎成了人类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对责任的承载，除了物质的东西，更需要人类的文化反省。休闲也许能帮上人类这个忙。
《劳动、社会与文化》（Work Society and Culture）。如果仅从题目上看，本书似乎与休闲研究不搭界。至今本书的译者仍不解“主编选择这本书要么是别有用意，要么是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这种理解有他的合理性。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人类发展与创造的根本问题——没有劳动，就没有休闲；没有休闲，也就没有创造性的劳动。
本书为一本哲学著作，书中多处采用“反证法”解构与构建劳动、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文章结构缜密，丝丝入扣，却语句平实、表意流畅。只是“反证法”的运用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我与于光远先生合写的《劳作与休闲》中的许多灵感来自这本书。休养生息、劳作、休闲是人生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维系着自我的长成，也使人的社会化得以完成。三者之间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研究思路为休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自学生时代起，西蒙就对劳动问题发生了兴趣，毕其一生用独特的哲学视角研究了劳动问题。他认为，劳动是人的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履行的义务，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达到身心健康、训练有素、富有教养的文化境界。他尤其认为，当劳动者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后，一切真正重要的社会问题才能得到处理与解决。正是这些要素才能建构文化的大厦。
他还指出，一个社会必须清晰“财富”的概念，否则任何经济理论都寸步难行。在他看来，财富的基础是“爱”与“诚实的劳动”。而“真正的文化是一片茂密的‘素质之林’——智性、德性、科学、技艺、审慎是素质的基础，是劳动、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真正力量。”作为一个总法则，一名劳动者，其“智性素质”越高，那么他进行创造性选择的可能性越大。他相信，一旦这些创造性得到完全的发挥，传统上认为与文化相对立的现代技术，就能成为发展人文文化的重要要素。
但是不能否认，西蒙的历史局限性，尤其他的清教徒式的倾向意识不能让他把他的思想诠释放在休闲上。读者可以悟出，劳动，特别是到达“素质之林”时，那一定需要休闲的存在。但西蒙先生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本《劳动、社会与文化》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流传。
《美国人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与反思》（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由美国社会学家 约翰·罗宾逊和休闲学学者杰弗瑞·戈比合作完成的一部著作。
为了深入了解美国人对日常生活时间支配与利用的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者便以“时间日志”的形式，进行了长达40年的积累。1965年首次启动“时间日志”调查，此后每隔十年便开展一次针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调查要求被调查人以分钟为单位完成日志记录，记述自己在一天24小时内的全部活动与行踪。
本书的两位作者首次对这些时间日志记录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并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对美国人的时间支配情况进行了量化与质化的分析。
这项调查的分析结论令美国人惊讶的是，与人们的主观感受相反，长期以来看似不断增加的自由支配时间，并没有将人解放出来，反而人们越发地被匆忙的各种活动所挤压。两位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对客观现实和调查材料的描述，而是透彻地分析了这一“时间悖论”中所隐含的深层问题。作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对美国人生活时间利用的现状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囊括了测量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日常生活变化的各种标准。它主要记录了人们在各项活动中所投入的时间量，但同时也尽量为这些数字赋予了切实的意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图兰也在本书的题序中指出：“本书不仅具有时效性，而且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上所做出的贡献，也使其更具实用价值乃至学术意义。”
（六）
翻译工作历来是一项极其辛苦的劳动，也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它要求译者必须理解原著者的思想，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准确地表达原著者的思想内涵，同时，尽可能排除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理解的倾向性而造成的主观臆测。这些都需要译者有着很强的理论功底和严肃的学术作风。
从组织翻译第一套“译丛”开始，我就提出了“六负责的原则”，即：对译者自己负责、对原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出版社负责、对原作品负责、对主编负责。整个翻译过程，所有参与其中的译者们，可谓尽职尽责，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与他们手中的作品相依相伴。这些书都有译者们再创造的功绩在其中。
前面已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休闲智慧的文化大国，并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自的表达方式。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休闲学研究成果时，如果远离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性，那么这一学科的研究必然会缺乏历史厚重感。马克思说：“当你飞翔的时候，传统就是你的翅膀”。因此，出版这套“译丛”的目的是助中国学者的腾飞。
在此套“译丛”完成之际，我们畅想于中国休闲学的美好未来，但同样深知，脚下的路遥远而坎坷。
马惠娣
2009年6月12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