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走了
——悼中行老
马惠娣
（2006年3月3日）
昨天上午十时，数百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最后看望了中行老。这位在风雨中走过98个年头的老先生安卧在鲜花丛中，还是那么安详、平和，像是在沉睡中。
我是从昆明出差回来才听说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怕此消息有误，便打通先生家的电话。他的大女儿证实了并告诉我3月1日中央电视台早晨7点钟《东方时空》栏目将播出有关先生的专题片，还告知3月2日上午10点在八宝山举行告别。
我的思绪有点乱，甚至突然感到某种迷茫。
连日来，站立在我家专放先生书作的书柜前，一本一本翻阅他送与我的那些书，往事也一一出现在眼前。
我与先生相识于1991年。那时我正在帮于光远先生搜集有关对所谓《易经》研究新发现——什么从《易经》中可以解读64个遗传密码、计算机的发明是来自《易经》等资料。于先生希望我多找资料，以便回击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论证。我不懂《易经》，自觉得这个任务完成起来有困难。因此，读书看报就特别留意这方面的文章。
恰巧这时在报纸上（《文汇报》？）读到张中行先生的一篇关于“《易经》中不存在现代科学” 的文章（文章确切的题目记不清了）。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并邀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11公寓（？）——他的女儿的家一叙。（那时，他还没有自己拥有的居所）
我们一见如故。有关《易经》中不存在现代科学的问题，他谈了很多，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学识十分渊博，所述观点往往是一语中的，很深刻、很尖锐，但平和的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叙述的气质传递出一耿介书生的真与执拗。
临别时他取出《负暄续话》一册，并在扉页上签写了“择本 马惠娣女士指正 张中行 九一年九月”。
告别的时候他执意要把我送出来。我记得我们在朗润园走了一圈，好象还走到了未名湖畔。先生边走边向我讲起了老北大的人和事。1991年秋天的朗润园美丽、清澈、宁静。
此后，我们不断地有来往。我去他的家，他也到我家来。每次他出版的新书都赠予我，每次在扉页上他都为我签了字。
我曾随他去河北香河的老家，他讲述那里的故事，探访记忆中的那座塔、那架小桥，以及静静流淌的河。他说，他的青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留下了很多很深的印象。他喜欢吃香河肉饼、小米粥，这儿做的地道！
他喜欢讲老北大的故事，他与我讲过胡适、俞平伯、辜鸿铭等，讲过红楼的哪一侧门前有一个烧饼铺。
他喜欢砚台，有时他会从柜子里拿出那些“宝贝”给我看，给我讲解。我记得有一块砚是宋代年间的。他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极其困难，当他在西单商场发现这块砚台时，20元钱他都拿不出来，但是，他太喜欢了，最终还是把它买回来了。关于砚台典故，先生知道的很多，常常向我讲起来。
知道先生识砚，我和丈夫决定请他帮助我们买一方。那年（大概96年或97年）他帮我们在当时开在南池子皇史城中的“名砚斋”相中一块大约20厘米厚、60厘米长、40厘米宽的大歙砚一方，价格不菲。先生说，老坑的歙砚可能基本没有了，这块可能是最后的作品。先生还说，这块砚的形态以及雕工都古朴、自然。我们当即买了下来。遗憾的是，几次想请先生写一个“砚文”，但觉得太劳先生的大驾，最终也没有向先生提出。
又是哪一年（大概95年或96年？）他已经搬到了祁家豁子的华严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备了一幅写好的字给我。总共四句，宣纸2尺盈余，中楷行书。送给我时，他特意装进了一个信封里。然后他嘱我说，如你要裱糊，可到琉璃厂的“荣宝斋”，找萨本了（？）先生，告诉他是我让你来找他。先生赐予墨宝与我，让我喜出望外。回来后反复观之、赏之。
他书房中的那个旧的八仙桌，是先生每日伏案写作的地方，是他沉寂思考的地方。他习惯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张的格子纸写作，一字一格。每个字都那么认真、端正，独具魅力。文章似乎都一气呵成，很少有改动，即使有改的地方也勾勒得清清楚楚。他不满有人改他的稿子，他说，常常被改错了。因此，用他的稿子是不许被改的。如果要改，那他宁可不发。
他后来搬到华严里的寓所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给他的。三室一厅，水泥的地面，白灰的墙体，没有任何装修。他说，这样挺好。室内的家什大多普通，但他的八仙桌、书柜（好象八仙桌上还有一个宋代某人的手书真迹）都有点历史。
他的饮食也很简单。粗粮杂食是他喜欢的。他告诉我，他喜欢喝点酒，不需要丰盛的菜肴。可不是吗，他家的门旁有时的确堆了酒瓶子。后来只要我去探他，就带上一瓶茅台酒。他会批评我，这是奢华。但他还会说，茅台酒当然是好酒，留着和朋友一块喝。前几年他嘱我千万不要再带了，他已经很少喝了。
他喜欢京剧。但我没听他唱过。我告诉他，我也喜欢京剧。他很高兴，便跟我聊起了梨园的逸事。他推崇刘曾复先生，说这位清华大学学理工的，对京剧、京剧史的研究功力相当深厚，是京剧研究大家。大概是1997年的秋季，先生带着我来到当年的名伶梁小鸾家里（东总布胡同东北角的路口处，现在已无踪影），同来的还有刘曾复先生、故宫博物院的朱家缙先生。梁小鸾早年师承王瑶卿，后又拜梅兰芳，曾与谭富英、李多奎、金少山等同台演出，红极一时。那个下午，已是近80岁的梁先生清唱了几段，然后又欣赏了她当年演出时留下的录音。先生嘱梁小鸾送她的《我与京剧艺术》书一册与我。
1998年的春节先生还把梁先生、刘先生请到我的寒舍与于光远夫妇、陈鲁直夫妇（后来成思危主席也来了）相识、相聚，共叙友情。后来先生与于光远多有交往，偶尔会小聚在一起。
他喜欢读书，而且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习惯。他说，他不会做家务，得宜于有贤妻。（我认识师母时，她已年逾80岁。人娇小，背部有点驼。她仍留有旧时女人的风范——贤淑、温良、大家闺秀。后来她患脑萎缩，每次见我去，总会说同样一句话：“你总也没来，怪想你的”，然后会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师母给我留下了美好和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那淡然的笑、那妥帖的举止，对先生的成就也是一种辅佐。）
他的书房里有几柜子旧书，都是他青少年时代和大学期间阅读过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当年在北京大学学语言文学的才子，也读彭加勒、罗素、洛克、卢克莱修、蔼理士等大量西方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好多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受到这些书的影响。他的床上靠墙一侧和床头都放满了书。读书、写作是他平生最喜欢做的事。
我的手头存有一本《有闲阶级论》，是1995年的中秋节我去看他时，他得知我正跟于光远先生研究休闲问题，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先生旧书中的一本，从扉页的签字看，“民国28年3月17日托子明由局拿来”，还写了“人间奇书之一，中行”。我曾问先生，如何理解此书是奇书之一？我记得他说，西洋人的学问很深刻，把富人阶层剖析的淋漓尽致。这本书虽然又经商务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过，但我始终没有买到新版本。所以当我还他书时，他说，这本书就留在你手里吧，反正我不会再读它了。
在先生众多的弟子中，徐秀珊颇得先生的赏识。90年代中期，我在先生的引见下，与徐有两次谋面。她小我几岁，人很质朴，性谦卑文雅。先生评价她认真、勤奋、刻苦，曾经在北京电视大学学中文。那个时候她正协助先生编《说梦楼谈屑》，并为之写下了“编后小言”，其文风、语气、禀性很接近先生。
我曾见过多位先生的朋友，而先生的朋友们大多像先生的为人与气质，是先生影响了他们？还是“人以群分”？我常寻思着。
最后见到先生是2005年的3月。上海作家红舒来京邀我和作家协会的张素英一同前往先生的家。那天是两个阿姨把他从床上扶起。大家围坐在床边与他聊东聊西。记得他还出了个对子，还评论了郭沫若的《申甲三百年》，还说到了柳如是。我们与他合影留念。张素英还给他带去了文联付给他的稿费。大家打趣地说，先生得请客才是。他也笑应着“我请客”。
……
先生的一生的确未曾“逐鹿中原”，未曾“惊天动地”。但他的骨子里始终是“思想澎湃”，“一种入骨的，是以大智慧观照世间”（“自嘲”篇）。他的书、他的字、他的词、他的做、他的行中凝聚了“八百里湖光，奔来眼底；十万家忧乐，涌上心头”，“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月夜；六朝花柳，几无隙地种桑麻”的情与思。
他散淡中透着执着，儒雅中透着傲骨，平淡中透着轩昂，随意中透着严谨，庄重中透着诙谐。这是先生的魅力和感染力。
先生总是自称“平庸之人”。他在《流年碎影》的扉页上写下这样的字句：“自然，人有大小，事有大小，我的人和事，都小而不大……”而在此书的“住笔小记”上又写到：“我人平庸，经历也平庸，未曾中原逐鹿，也就写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当然，其他的书中他也是这样自遣自己。
正是他的“平”与“庸”，留下一个“淡泊明智、宁静致远的“负暄翁”。对于先生的“淡”，徐秀珊女士在《桑榆自语》一书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淡是平实，质朴，无金粉气。味是耐咀嚼，可以再思三思。这种“淡而腴”的味道，我以为不仅关乎他的行文风格，而且与他的人生态度有关。”
先生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我以为，先生喜欢“负暄”，追求负暄。他以“负暄”为题完成三本书，即：《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既使《桑榆自语》、《流年碎影》、《说梦草》、《禅中说禅》等，不也是在“负日之暄”的境界中吗！
先生的“负日之暄”是怎样的境界？——“找个心爱的安静地方结庐，门外看流云，门内理残籍。枕上，春日听啼莺，秋日听蟋蟀。如此，数晨夕，尽余年。如有机缘，我将选择哪里呢？……”（见先生《通州怀往》）
负暄翁走了，在“负暄“处结庐。那里必是春风融融，阳光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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