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文化——与有闲无关

文:晓熠

 

 

难逃休闲怪圈


  财富驱动了一个竞争的社会,财富同样驱动了有闲社会。
  记者在做有关休闲文化的采访时,常遭人白眼,甚至会被指为“无聊!”或许一些人认为关注休闲文化是一种附庸风雅的事情,是为所谓有闲阶级做粉饰。记者在困惑中专门前往请教具有原创思想的中国休闲学家马惠娣女士。
  马惠娣研究的原创性,在于她填补了中国休闲学领域的空白,她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休闲学以及中国产生休闲文化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考察,是非常有价值的实证研究。
  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出身的马惠娣女士与休闲结缘,是受了于光远先生的影响。1995年7月,即中国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第二个月,于老就提出要研究休闲文化。那年7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上午,包括于老和马惠娣在内的七、八个旅游、经济和学术界的专家聚集在北京某饭店的咖啡厅,讨论中国休闲研究问题。据悉,这次小型研讨会揭开了我国系统研究休闲文化的序幕。
  其实早在1993年,于光远先生就提出:“玩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6年初,他在《论普遍有闲社会》一文中谈到:“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
  如今,一年当中,中国有114天是法定休息日,这就是说,一年中我们在理论上有1/3的时间都在休假。最新的一次中国城市人生活时间分配抽样调查(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博士)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5小时1分,个人生活必需时间为10小时42分,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21分,闲暇时间为6小时6分。这四类活动时间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和25%。从终生时间分配来看,正规学习时间约为全部生命时间的7%,工作时间仅仅占人生的1/10,生活必需时间几乎占去了整个生命时间的一半,闲暇时间约占1/3。
  这样看来,休闲已经是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马惠娣女士说,不少人说她的研究超前,但她坚持认为,西方用了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实现了五天工作制或多种形式的工作制,而中国呢,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1995年,仅18年时间。“我是从事哲学工作的,哲学是智慧之学,见人未见,发人未发,理论研究的价值就是它的前瞻性、超前性。尽管中国距离休闲时代还有不短的路程,但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何况,如何理解休闲,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时代,任何事情都可以物质化、商品化,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成了‘物’的奴隶。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休闲,很快便兴起了休闲产业;已经有媒体把休闲产业与海洋新兴产业、垃圾产业、养老业、体育产业、农业科技产业和配套产业并列为中国尚“大有钱可赚”的七大产业。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9年第12期)曾撰文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也许10至15年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据美国学者预测,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而休闲、娱乐活动、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席卷全球的经济浪潮,专门提供休闲的第三产业在2015年左右将会主导劳务市场,并将在美国GDP中占有一半的比重。
  正因为如此,休闲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人们追求的一份闲适,又愈发增加了人、尤其是城市人的压力,我们似乎因此陷入了一个轮回,无法解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学院哲学教授Marjorie C. Miller博士尖锐地指出,休闲产业使休闲被误认为是一种消费,它使人们在满足了对日常必需品的要求后,滋生出对许多更昂贵的非必需品的欲望——它们往往都是以休闲的形态出现。
  马惠娣女士对记者说,在1996年的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上,她以“休闲:建造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之后,立即有两位青年学者对她的研究加以指责,他们说:中国还有9亿农民,你却在这里大讲闲情逸致!她说这一指责对她的触动很大,让她意识到连知识阶层对休闲的理解都存在误区!
  如今,普通老百姓对休闲的理解多为购物、大吃大喝、驾车外出,而更富有的人认为休闲是打高尔夫、听高档音乐会(听不听得懂无所谓,只要在音乐厅露脸即可)……休闲成了一种证明人的地位和声望的方式。用马惠娣女士的话说,休闲被异化了。她说:“现在许多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似乎较过去小了一些,但人们还是感到身心疲惫,普遍没有幸福感、愉悦感或轻松感。”
  休闲应是信手捻来的快乐,如果因追逐休闲而疲惫不已,就背离了其宗旨,而成了新一轮财富比拼。

守护精神家园

  二十世纪初叶,很多哲学家对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对自由的逃避开始了深深的思考,美国人说,休闲即在商品社会中消费的自由。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休闲学创始人凡勃伦发表了《有闲阶级论》,美国学者认为,该著作的发表标志着休闲学的诞生。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美国很相似,经济有了发展,人们的钱多了一些,产生了被凡勃伦戏称为“有闲阶级”的人群。尽管如此,休闲却并不一定与所谓有闲阶级有关。
  在古汉语中,休闲二字的解释很特别,“休”指依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即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我们在198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可以还找到对“休闲”一词的注释:“休闲,指可耕地闲着,一季或一年不种作物。”这是农民对休闲的朴实的理解。在农闲季节,农民围坐着讲祖上流传下来的故事,讲关于生产劳动、男女情爱、为人处世的事情,其中包含了多少智慧和情感,这就是民间文化的缘起与根基。马惠娣女士在其研究专著中,屡次提到《诗经》、《汉乐府》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们都是在民间传唱的过程中诞生的,这得感谢农业民族那漫长的休闲季节。
  马惠娣说,人们休闲的方式可以不同,但通过休闲得到的精神愉悦却是一样的;农民在烈日炎炎的田间地头高唱二人转,有钱人到豪华音乐厅听一场交响乐,他们并不会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丧失自己所预期的精神享受,而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休闲的方式取决于每个个体的经济条件、角色定位、宗教取向、文化知识背景及其他类似因素,但休闲的本质只有一个,即让你产生美好感,使心灵自由、和平、快乐。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的需要表现在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所属和所爱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实人们对于休闲的追求,是出于除了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外的所有需要。休闲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意义,马惠娣以哲学学者的眼光来看,休闲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密切相关,它在人的一生中都是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的舞台,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重要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守护精神家园,让我们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它赋予人的行为以真实的意义,并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人格力量;从文化人的角度出发,马惠娣优美地阐释休闲:“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是有意义的、非功利性的,它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底蕴,支撑我们的精神。”
  一位朋友曾到西藏出差,他的车行驶在青藏公路上,四周寂静,身后是高原纯蓝的天,起伏的山丘,自由自在的野花。公路边有一名藏族妇女和一名十多岁的男孩,回来后讲了一个故事,妇女和孩子衣着破烂,原本滚着鲜艳花边的藏袍油腻腻的,污秽不堪,好几处都绽了线,露出黄不黄、白不白的里子,孩子在草丛中采野花,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高声唱几句藏歌。朋友的车驶过时,那孩子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下意识地吸了一下鼻子,将手中的野花在阳光中挥了一圈,又笑着继续向草地和山峦的交界处走去;妇人在孩子的身后也笑了。他们绽放出的阳光般和暖的笑容令朋友一愣,心里随即泛出一股幸福感——但这幸福是属于别人的,他还得抗着高原反应去工作。回京后,朋友迫不及待地问:“你说他们会羡慕我有车坐、有光鲜的衣服穿吗?”
   当我们在窥视别人的快乐的时候,别人也在窥视着我们。休闲生活不是富有者和成功者独享的权利,林语堂先生称之为“一种宽怀心理的产物”,它不一定需要金钱,反倒是有钱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休闲。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你的快乐会与众不同。